襄阳诗人孟浩然，四十岁到了京城长安，想要谋个官。王维非常欣赏孟浩然的才华，一天早上，他邀请孟浩然到自己办公室交流诗歌创作经验。凑巧，当朝皇帝李隆基突然来到，情急之下，孟浩然便藏匿到床底下。王维不敢隐瞒，如实禀告了皇帝。唐明皇听后不但不怪罪，还挺高兴，说“我很早就听说过这个人了”。于是命孟浩然从床底下出来，拜见皇帝。唐明皇问：“你带诗文作品来了吗？”孟浩然答：“不巧没有带来所写诗文。”唐明皇就让他背诵几篇听听，孟浩然奉命背诵了起来：“……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卧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听到这里，唐明皇脸就拉长了，很不高兴，说：“朕并没有不要人才，本来是你自己不求进取，你怎么反而写了这样的作品（潜台词：来无故讥讽我）！”于是便打发孟浩然回了老家，让他继续隐居，一辈子都不给他做官的机会。
大约一般人读到这个故事，都会为孟浩然感到惋惜，惋惜他因为两句诗丢失了飞黄腾达的大好机会。但据有考据癖的文学史家考证，这个故事是虚构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孟浩然第一次到长安，王维正辞了职，没做官；二是，孟浩然第二次到长安，王维虽然在朝廷做官，但是，按照规矩，普通百姓孟浩然是不可能进入朝廷办公区（宫禁）的。此外，只是从八品上的小官、右拾遗王维，也未必能获得唐明皇大驾光临他办公室的荣幸。总而言之，孟浩然“无官受黜”的故事，应该是好事者杜撰出来的。
孟浩然没能做成朝廷命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机缘不巧，一个是性情散漫。孟浩然的才华是颇得宰相张九龄赏识的，张九龄被李林甫排挤出朝廷担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期间，曾经邀请孟浩然到他的幕府之中任职。可惜的是，张九龄从此往后，屡遭打击，泥菩萨过河，自身麻烦不断，无法对孟浩然施以援手。襄州刺史兼山南采访使韩朝宗也很欣赏孟浩然的才华，自己奉召进京的时候，邀请他同行，准备把他推荐给朝廷当权者。韩朝宗先行一步，在朝中到处替他延誉，做铺垫。可是，约好在京城跟朝廷有关人物见面的那一天，孟浩然因为跟一帮文友喝酒，没去赴约。韩朝宗当然很生气，就不再热心举荐他了。据说，那一次跟文友喝酒的时候，有人提醒孟浩然该去赴韩朝宗的约会，孟浩然斥责那提醒的人道：“我都已经开始喝酒了，身心俱爽，哪里顾得上别的事情！”于是，继续喝酒，直到散席。
史籍记载，孟浩然失约之后，韩朝宗不愿意再为他举荐，他也并不感到后悔。依我看，这未必是实情。众所周知，孟浩然是有入世意愿的，他两次到长安，也是想有所作为。他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最后四句“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就是最好的证据。
孟浩然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几次游历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襄阳老家。因为志向没有实现，心情一直不太舒畅，写了不少含有淡淡惆怅情绪的诗歌作品。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王昌龄游襄阳，拜访孟浩然。两人相见甚欢，整天饮酒作乐。结果，孟浩然背脊上即将痊愈的毒疮重新发作，不治身亡，终年五十二岁。
以世俗的价值观念衡量，孟浩然的一生，是失败的，诗名那么盛，却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到死仍是一介布衣。但是，作为诗人，他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在优秀诗人多如天上繁星的唐代，孟浩然的诗歌成就至少可以排列在前十名。他生前赢得了伟大诗人李白的仰慕，死后赢得了千百年来诗歌爱好者的喜爱与敬仰。与他同时代的达官贵人们，全都已经化为粪土，姓名已然无人记得，而孟浩然这三个字却至今家喻户晓。用杜甫的说法，孟浩然虽然生前落魄，但是他得到了“千秋万岁名”，流芳千古。
虽然孟浩然没有得到官职，但他已经进入了“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的不朽人物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说，孟浩然没有什么损失。有损失的是李唐王朝，失去了一个可以为它“润色鸿业”的杰出诗人，失去了一段诗人得到重用、“野无遗贤”的佳话。
也许有人会说，孟浩然等人缺少政治才干，根本不适合担任朝廷要员。我认为，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一个朝代，假如有一个好的制度，政府官员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作用大了才是怪事，那叫弄权。再说，这些诗人做不好宰相，做不好吏部、刑部尚书，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手下做个副手，做个礼部尚书，做个文化部长，作协主席之类的，总是可以的。这些诗人“恃才自傲”，往往是有缘故的。一个能做局长、部长的人，却只让他做股长、科长，甚至什么长也不给做，他能没有牢骚吗？识别一个人才不容易，因为他们写过一两句表现性情、发泄牢骚的诗，就不敢任用，是庸主的通病。至少，让这些有文学才华的人做官，总比李林甫、杨国忠之流祸国殃民的主儿好一些吧。我一直认为，能够写出“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这样诗句的孟浩然，做个太平宰相，应该是可以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