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七年（1847），五十四岁的魏源，因母亲于先年病逝，暂时离开了官场。他趁这个赋闲机会，游览了当时尚在葡萄牙人、英国人统治下的澳门和香港，继续搜集撰写《海国图志》的资料。在这里，他深感语言不通所带来的困扰，“所悲异语言，笔舌均恍惘”，“所至对喑聋，重译殊烦怏”。于是，他借此阐发了自己的“世界大同”的理想：“若能决此藩，万国同一吭。朝发旸谷舟，暮宿大秦港。学问同献酬，风俗同抵掌。一家兄弟春，九夷南陌党。绕地一周还，谈天八纮放。东西海异同，南北极下上。直将周、孔书，不囿禹州讲。”他希望“若能决此藩，万国同一吭”，破除国际界限，天下一家。在这个大同世界里，全民共同计议，共同追求，亲如家人[“同抵掌”]；在这个大同世界里，各种文化交流不息。他尤其没有忘记传播中华文化，要让周孔之书不只在中国繁衍，还要传播至世界各地。魏源的这一理想不仅美丽，光芒四射，也是极超前的。
在澳门，他参观了一处私家花园。园主人是葡萄牙人委理多。他“好客，延登其楼”。楼上“有洋琴如半几”，女主人“按谱鼓之，手足应节，音调妍妙，与禽声、海涛声隐隐应和”。魏源听完一曲洋琴音乐，颇有几番陶醉，作《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极力赞美琴声的顿挫悠扬。歌的末尾，《偶然吟十八章，呈婺源董小槎先生，为和师〈感兴诗〉而作》。
魏源突发感慨说：“谁言隔海九万里，同此海天云月耳。”他再一次抒发了他的“世界大同”的理想。
他记述澳门的景观说：“园亭楼阁，如游海外；怪石古木，珍禽上下，多海外种。”他到达香港，也见“营廛舍楼观如澳门”。正好这里出现海市蜃楼，他有缘见到了，作《香港岛观海市歌》，述其奇美，并抒发自己的感慨道：“吁嗟乎！世间之事无不有，世间之物无不朽。影中之影梦中梦，造化丹青写生手。”道出了一种“醒我尘梦”、超然物外的情怀。他事后追述这次观感说：“隔墙竞桑枣，同室操戈矛，习见反为厌，骤见斯相投……去国日以远，本初日以返。”这首诗已隐约透露出魏源的华夷不分畛域、一视同仁的“本初”之心。
有人分析这首诗是借海市幻景歌咏香港的实际情况。如“豁然横亘兮城门，市廛楼阁兮兼郊闉”。这是描写香港屋宇鳞次栉比。“中有化人中天之台千由旬，层层级级人蚁循。龙女绡客阑干扪，珊瑚万贝填如云，贸易技巧纷诈谖。商市罢，农市陈。农市散，军市屯。渔樵耕馌春树帘，画本掩映千百皴。”这是描写香港商业繁荣，人口稠密。“旗纛车骑畋狩阗，蛮君鬼伯甲胄绅。合围列队肃不喧，但有指麾无号令，招之不语挥不嗔。”这是描写香港的警察严肃整齐，指挥有序。如果这种分析成立，魏源明白无误地是在颂扬资本主义世界。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如实地写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政治情况。
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是：“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他介绍意大利说：“罗马自帑马七世后，不立国王，选贤者居高爵，立公会以治事，与《汉书》王无常人，简立贤者之说相合。”
介绍瑞士说：“瑞士，西土之桃花源也。惩硕鼠之贪残，而泥封告绝；主伯亚旅，自成卧治。王侯各拥强兵，熟视而无如何，亦竟置之度外，岂不异哉？”引《地理备考》说：“至于朝纲，不设君位，惟立官长、贵族等办理国务。”又引《瀛环志略》说：“分为十三部，皆推择乡官理事，不立王侯。如是者五百馀年。”介绍希腊时，引《地理备考》说：“不设君位，民间自立官长理事，五载更易。”又引《瀛环志略》说：“德修王死，子哥德落斯嗣，守成法，益加惠于工农，由是爵绅无权，而庶民之势重”；哥德落斯死，“从此不立国王，以长官一人治事”；不久，“立九官以治事。九官由众推选，以三年为秩满，贤者留，否则更”；后又设议事厅、法制司，“以资财之多寡分齐民为四等，每等百人，有兴革则集议于议事厅”，法制司“选才德出众者领之。发号令、定刑赏，皆由法制司区画精详，舆论翕然”。
魏源介绍英吉利尤详，专设“职官”一门，介绍律好司（Houseof Lords，上议院）、巴厘满（Parliament，议会）、甘文好司（Houseof Commons，下议院）、布来勿冈色尔（Privy Council，枢密院）、加密列勿冈色尔（Cabinet Coun-cil，内阁会议）、占色利（The High Courtof Chancery，最高法院）、经士冕治（King's Bench，高等法院）等机构的组成与职权。又专设“政事”门，介绍巴厘满议政的情况：“凡国王将嗣位，则官民先集巴厘满衙门会议”；“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凡新改条例、新设职官、增减税饷，皆王颁巴厘满转行甘文好司而分布之”；“各官承行之事，得失勤怠，每岁终会核于巴厘满，而行其黜陟”。
介绍佛兰西国说：“设占马阿富（Chamberof Com-mons，众议院）衙门一所，官四百三十员，由各部落互相补充，如英国甘文好司之例。”又引《瀛环志略》说：“其制：宰相一人，别立五爵公所，又于绅士中择四百五十九人立公局。国有大政，如刑赏征伐之类，则令公所筹议；事关税饷，则令公局筹办。相无权，宣传王命而已。”
介绍弥利坚说：“事无大小，必须各官合议，然后推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又介绍其政府组成的情况说：“本省之官，由本省之民选择公举。都城内有一统领为主，一副领为佐。正副统领亦由各人选择……例以四年为一任，期满别选。”“至议事阁与选议处，皆以每年十二月元初礼拜一日……齐集会议，凡国中农务、工作、兵丁、贸易、赏罚、刑法、来往宾使、修筑基桥之事，皆此时议之。”又介绍说：“国人以律例为重，不徒以统领为尊。”魏源在介绍中特别指出：“凡公选公举之权，不由上而由下”，“故虽不立国王，仅设总领，而国政操之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上述种种介绍，对于19世纪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对那些只知哗众取宠、勾心斗角的朝中权贵，和只知诗云子曰的封建士子来说，都是些闻所未闻的“奇谈怪论”。
《海国图志》的出版，振他们之聋，发他们之聩。
尤为可贵的，魏源并不只是在《海国图志》中纯客观地介绍美国和西欧各国的政体情况，还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地理备考》之《欧罗巴洲总记》上下二篇，尤多雄伟，直可扩万古之心胸！至墨利加北洲[按：北美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这种赞美，是超乎寻常了。
而对于美国的赞美，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材枭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逐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创开北墨利加者佛兰西，而英夷横攘之，愤逐英夷者弥利坚，而佛兰西助之，故弥与佛世比而仇英夷，英夷遂不敢报复，远交近攻，可不谓智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弥利坚国邻南洲，金矿充溢，故以货易货外，尚岁运金银百数十万裨中国之币，可不谓富乎！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驰驱，可不谓谊乎！”他用“武、智、公、周、富、谊”六字来概括美国，用尽了美好的词藻。其中，“武、智”指它的历史、指它的独立战争；“公、周”指它的政治，“富”指它的经济，“谊”指它的外交。
综上所述，魏源对西欧、北美诸国的政治体制，是相当向往的了。
但，我们仍然认为魏源此时仅是一种“朦胧的向往”。为什么？因为：一是魏源只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优”、“利”的一面，没有看到或者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看到它们的“劣”、“弊”的一面。二是魏源没有看到，或者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的殖民主义本质。其实，鸦片战争便是眼前一例。三是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技”，明确指“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而没有包括政治制度。这是他的政治向往尚属朦胧时期的明证。总之，他的向往中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存在着缺乏理性分析的弱点。如果要把这种“向往”变成中国的现实，需要何种条件和时机，这更未进入魏源的思虑之中。故说魏源的“向往”是朦胧的，是受时代的限制的。虽然如此，但我们不能超越时代去苛求古人，仍然认为，魏源的朦胧的向往，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是极其宝贵的。
再说，魏源产生朦胧的向往，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思想基础的，这就是他对封建主义的中国的深刻认识。还在道光初年，他就尖锐地指出：“堂陛玩愒，其一荒；政令丛琐，其二荒；物力耗匮，其三荒；人材嵬，其四荒；谣俗浇酗，其五荒；边埸弛警，其六荒。”又说：“荒者，乱之萌也。”“大荒之萌，未有不由此六荒者也。”他指出的六荒，正是封建王朝腐败的集中体现，正是封建社会崩溃的前兆。
他以犀利的笔锋直指封建朝廷和最高统治者：“朝野上下莫不玩细娱而苟近安，安其危而利其灾。职思其居者容有之矣，畴则职思其忧者乎？畴则职思其外者乎？”自皇帝至权贵均“以持禄养骄为镇静，以深虑远计为狂愚，以繁文缛节为足黼太平，以科条例律为足剔奸蠹。甚至圆熟为才，模棱为德，画饼为文，养痈为武，头会箕敛为富……举物力、人材、风俗尽销铄于泯泯之中”。他们竟认为这种败景是“泰之极也”！
魏源进一步指出：暴君、强虏、女主、外戚、宦寺、权奸、鄙夫，是亡天下的七大毒瘤。而“强藩、女主、外戚、宦寺、奸相，必乘乱世暗君而始得肆其毒”，暗君是其他六大毒瘤产生的条件和根子。
他特别厌恶那些“老成文学、光辅升平”，外视彬彬有礼、举止有“理”有“节”的“鄙夫”。他分析鄙夫们的内心世界说：“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他们“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纷饰润色之事”。他们“以宴安鸩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结果呢？“人主被其熏陶渐摩，亦潜化于痿痹不仁而莫之觉。岂知久之又久，无职不旷，无事不蛊，其害且在强藩、女祸、外戚、宦寺、权奸之上。”魏源如此厌恶鄙夫，就是亟望涌现出一批明智之士来挽救这栋哗啦啦将倾的封建大厦，即他说的“欲求救时之以上引文均见《默觚下·治篇十一》。相，非才臣不可”。可是，这类可以登高一呼的才臣何在？
魏源对“旧的”洞察透里，向往“新的”，也就成为很自然之事了。
再说，魏源所积极参与的海运和票盐两项改革，前已论及，其特点是在部分地区（运河和淮北），对部分工作（漕运和盐务）的封建把持有所突破，充分利用了民间运输力量和民间商贩的力量，即发挥了民营资本的作用，发挥了市场的作用。这两项改革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挤进了封建主义经济的躯体内；如果长期坚持下去，它必会在这个躯体内发酵，使躯体产生渐变。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设船厂，既造战船，也造商船，还主张发展其他民用工业，都是因为他先前在实践中认识到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作用。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显现出来的朦胧的政治向往和经济向往，在后来的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中才慢慢地、一步一步地画出较为清晰的轮廓。
魏源的思想是超前的、耀眼的，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