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也是经世。但，经世可以循陈规蹈旧矩，一切按既定方针办，而改革则不然。改革的特点，在一个“变”字，在破陈规旧矩，立新规新矩。
在读书笔记《默觚》中，魏源说：“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这句话，是《默觚》的核心思想，是他后半生的许多光辉思想与重要实践的基础。“穷则变，变则通。”魏源撰史书、辑资料、议时政、谈改革，无不体现着《周易》的这一重要观念。
这也是时势使然。
魏源主要生活在嘉庆、道光年代，“康乾盛世”刚刚过去，原有的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显露或进一步深化。这主要表现在：
一、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差别越来越悬殊。顺治元年（1644），为了满足旗人的贪求，清王朝下令圈地，前后共圈占耕地十六万六千七百九十四顷。一些汉族地主豪强，也趁机倚势强占公田和民田。至康熙八年（1669），清廷始下令停止圈地，二十四年（1685）四月，又强调“自后永不许圈”。虽然自此以后以暴力方式集中土地的现象逐渐减少，但是，随着经济剥削的概率逐年加大，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随着旗人因腐化而逐渐典卖在圈地运动中圈占的耕地，随着自耕农的纷纷破产，土地自由买卖之风渐盛。乾隆时期，土地有“十年之间已易数主”的现象，“田之来去无常”，仅北京的旗地被旗人卖掉的已超过一半。这时，贵族、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力、经济实力或宗教优势，或趁荒年饥馑之时，或乘贫者无力偿还高利贷之机，疯狂兼并土地，使全国百分之六七十的土地控制在他们手里。乾隆时期，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达六七千万亩。一些大官僚兼并的土地也是惊人的。例如，两江总督孙玉庭光在山东就占地三万多亩，大学士和璥有地八十多万亩，广东巡抚百龄有地五十多万亩。道光时期，大学士琦善竟占地达二百五十多万亩。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地主、商人中的“有心计之家，乘机广收，遂有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万至一二万者”，江苏无锡一贩运粮食和开当铺的薛姓人家，买田四万多亩，直隶袁姓人家占地二十多万亩。而且，土地兼并之风日演日烈。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抚杨锡绂上疏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而且，地租也日益加重。清初旗地的租银最多不过一二钱，至嘉庆年间已增至三四钱。乾隆五十六年（1791），因“近年生齿日繁，每亩现值租银五六钱至七八钱”。土地，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民无地或少地，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大。
二、朝廷及整个官僚机构更加腐败。乾隆六下江南，挥霍无度，“一日之餐食至十馀两”。权臣和珅“秉权后，政以贿成”，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以和珅为首的庞大的贪污网。嘉庆四年（1799），和珅败露，抄没其家产，竟达八亿两。嘉庆帝指责道，不少臣下“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例如，治理黄河的总督是个肥缺，每一总督走马上任前，须向和珅纳银几千上万两，大批的治河费落入了和珅等人的腰包，“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其用”，以致“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腐败，必然带来政务和军务上的废弛。嘉庆帝曾指责带兵大臣及手下将领“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廉鲜耻，营私肥囊”。积重难返，清政府的衰败，到此时已成定局。
三、土地的高度集中，地租率的提高，赋税的加重，天灾的频仍，加上官僚的贪污勒索，迫使许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沦为乞丐或流民。嘉庆时，光北京城内便有流民十多万人。连嘉庆帝也在上谕中承认：“教匪聚众滋事，皆以‘官逼民反’为词。”“百姓若非迫于万不得已，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徒首先在湖北宜都枝江交界处举起义旗，响应者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等省的一百二十四个州县，而且，“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至嘉庆九年（1804）九月，才最后失败，前后持续了九年。正如魏源所评论的：“前代流寇，皆发难末造，川壅必溃，未有蠢动于庞豫之馀，劳师武如今日者。心腹患其四肢，内讧急于边陲，痛深者其惩切，创钜者其愈迟。”早在康熙年间创建的秘密的天地会，在嘉庆、道光年间的反清斗争，虽零星而分散，却从未停止过，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嘉庆七年广东博罗起义、嘉庆十四年江西崇义起义、嘉庆二十二年广东梅县起义、道光十二年台湾起义、道光二十五年广东香山起义。天地会起义，是太平军起义前四十年间，被清朝廷诅咒为南方“荼毒殆遍”、最感头疼的事。
在北方，白莲教的支派天理教于嘉庆十八年（1813）首先在河南滑县起义，山东定陶、金乡，直隶长垣、东明等地的教民迅速响应，林清率领的起义军一度攻入北京城，攻入皇宫。同年，陕西三才爆发木工起义、岐山爆发饥民起义。嘉庆十九年（1814），河南的捻军开始起义。道光二年（1822），河南新蔡朱麻子率众起义。道光六年（1826），台湾的黄文润率粤民起义。道光十五年（1835），山西赵城曹顺起义。道光二十三年（1843），湖南武冈曾如炷起义。道光二十四年（1844）三月，台湾洪协起义。同年四月，湖南耒阳杨大鹏起义。道光二十五年（1845），山东的捻军与曹州地区的官军接连交战。道光三十年（1850），爆发了足迹遍及十六省的六百馀座城池的太平天国起义。
与此同时，国内的民族矛盾也日益突显。嘉庆二年（1797），贵州布依族韦朝元、王囊仙率领布依族和苗族起义。六年（1801），贵州石砚苗族起义。二十年（1825）四川回族起义。道光二年（1822），青海番人蕴依起义。十一年（1831），广东黎族、瑶族起义，湖南江华瑶族起义。十三年（1833），四川彝族起义。十六年（1836），湖南武冈瑶族龙华会起义。十七年（1837），四川凉山彝族起义。二十六年（1846），云南永昌回族起义。二十七年（1847），湖南乾州苗族起义。道光二十年（1840），更爆发了抗击英国侵略者的鸦片战争。113魏源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火山迸发，社会急剧变化的嘉、道、咸时期。
四、由于上述多种原因，朝廷的财政捉襟见肘。乾隆五十五年（1790），库存银曾高达八千万两，到乾隆末年，锐减到二百万两，他交给嘉庆帝的已是一个钱财匮乏的烂摊子。经过嘉庆、道光两代的努力，到道光三十年（1850）库存八百万两。但是由于鸦片战争失败后的赔款几占年财政收入四千万两的一半，“至咸丰三年（1853）六月，库存正项待支款仅馀二十二万七千两”，已无法维持正常的财政支出。种种迹象表明：清政府正走在由盛而衰的急剧下坡路上。
魏源自述亲身经历说：“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焉。生于乾隆征楚苗之前一岁，中更嘉庆征教匪、征海寇之岁，迄十八载，畿辅靖贼之岁始贡京师，又迄道光征回疆之岁始筮仕京师。”“乾隆征楚苗之前一岁”，指乾隆六十年（1794），镇压湖南永绥石三保和贵州松桃石柳邓分别领导的苗族起义：这时，魏源才两岁。“征教匪、征海寇之岁”，指嘉庆初年镇压白莲教起义，镇压福建同和蔡牵、广东朱续在浙、闽、粤沿海地区的反清斗争：这时，魏源才十多岁。“十八载，畿辅靖贼之岁”，指嘉庆十八年镇压直隶等省的天理教起义：这时，魏源才二十岁。“道光征回疆之岁”，指道光七年平定张格尔在英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于南疆地区的叛乱：
这时，三十四岁的魏源才入资在京都当了一名小官书）。他又写道：他的《圣武记》“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这时，魏源已四十九岁。不久之后，捻党活跃于山东、河南等地，攻城夺寨，太平军也接踵飙发，直到魏源逝世的咸丰七年（1857），农民起义方兴未艾。可以说，魏源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死于乱世。他有意识地把这些动乱大事与自己的生平联系起来，足见他“积感”之深！
面对嘉庆、道光年间社会的急剧变化，中国的官员和士人有两种基本的选择。一种是对这些变化视而不见，一切率由旧章，按既定方针办，任凭风浪起，好官我自为之。结果只能是各种社会矛盾继续扩大和尖锐，朝政继续败坏，清王朝迅速走向崩溃。另一种是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些变化，要求改革弊政，进行地主阶级的自疗、自救，以求清王朝能延年益寿。魏源正是后一种人中的激进代表。但是，改革，从来会遇到重重阻难。其中，最严重的是思想障碍：祖训不能违，祖制不能变。改革家则针锋相对，提出自己的口号。商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司马光攻击王安石所说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说：“兴利除弊，不为生事。”魏源则说：“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他认为，即使是儒家常常称道的五帝三王，也是常常变更“礼乐”的。
所以，他很重视事物的变易。指出：“法不易简者，不足以宜民；非夷艰险而勇变通者，亦不能以易简。”他希望涌现大批“夷艰险而勇变通”的有志之士。
为了批驳某些人以唐、虞、夏三代为人类最大盛世，言必称三代的守旧观点，他指出：“岂知三皇之事，若有若无；五帝之事，若存若灭；三王之事，若明若昧。时愈古则传愈少，其与天地不朽者果何物乎？”“时愈古则传愈少”，这是魏源对“思古”派的一句掏心窝子的劝告。
他为了强调一个“变”字，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天、地、物，皆在变，古今不同，这是符合自然界的发展规律的；人，被称为万物之灵，当然更是古今大异。魏源举了大量事例来支撑他的这个论点，并且概括地说：“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时势，每天都在不断变化；过去了的，不会复现；历史，有时也有某些极相似之处，但不是重复。
魏源进一步指出，古事古物有古事古物存在的原因，今事今物有今事今物存在的条件，所以不能笼统地以古绳今，也不能以今人强求古人。他说：“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语学。”诬今和诬古一样，都是既不知今，也不知古，都不是治政、为学的正确态度。
魏源懂得“今必本夫古”，故观今宜鉴古，“立乎今日以指往昔”。
他的《圣武记》便是一部鉴古以观今的力作。
但是，魏源反对崇古，更反对复古。他指出：“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秕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这是说，崇古会带来弊病，甚至祸害。崇古者的思想疙瘩，是没有一个“变”字藏在心胸，看不到古今情势在不断变化。他说：“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崇古者，多是一些迂夫子，是一些“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的“庸儒”。
对这些“迂夫子”、“庸儒”之所以有如此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是因为魏源有着唯物的历史进化论。他指出：“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至少有三端：“[汉]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柳宗元]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他还举出下列史实为证：“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而考试，丁庸变而差役，差役变而雇役，虽圣王复作，必不舍科举而变选举，舍雇役而为差役也。丘甲变而府兵，府兵变而骑，而营伍，虽圣王复作，必不舍营伍而复为丘甲、为府兵也。”他归纳说：“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变归之山，得乎？”今由古来，今胜于古，这八个字是历史事实所铁证了的，却不是魏源所处那个时代的一些迂腐的封建士大夫所容易明了的，所以，魏源在他的多篇文章中反复讲这个道理。
于是，魏源适时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变法。他说：“法无久不变，运无往不复。”又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简易而能变通之法。”除弊兴利，就是“变”。除弊，是为了兴利；兴利，必须除弊。魏源反复阐述了“弊乎利乎，相倚伏乎”这样的辩证观点，认为“法之弊生，因时至变，则神而明之”。
变革，是魏源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他的思想的核心。为了支撑自己的论点，他举儒士们乐道的“三代之事”为证：“以三代之盛，而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是以《论语》‘监二代’，荀卿‘法后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后，岂非以法制因革损益，固前事之师哉！”同时，魏源又适时地提出了一个口号：“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他说：“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又说：“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变与不变、怎样变，一切以“便民”为转移。魏源在19世纪中叶所阐述的这一观点，不仅难能可贵，且有深远的借鉴意义。魏源就是以这样较为完整的变革理论，走入了道光年间地主阶级的先进人物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