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熟悉许多大师，他们一生学贯中西，可是他们总是说，自己知之甚少。我们在感动他们的钻研精神的同时，也为他们的不自满的谦逊而感动。北大人学习着导师的谦逊，感悟着那种自信。
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应邀在香港大学作演讲时，当有人问他成功的要素是什么时，他反问道：“我成功了吗？我成功不成功还不知道……”他真诚地解释说：“如果我还有一点成就，主要是由于自己知道自己不行。”
“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能者为师，有机会就学是华罗庚一生的主张。他所说的“自己承认差一点，工作加油一点”，正是对成功者谦虚胸怀的写照。
陈景润在厦门大学数学系资料室工作时，按照李文清老师的建议，开始研读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为了透彻地掌握这部著作，陈景润把书拆成一页一页的，走到哪里就读到哪里，整本书读了二三十遍，对每条定理都了如指掌。后来，他在书中有关“它利问题”的论证上，发现了一个难以觉察的差错，就提笔写了一篇改进华罗庚先生的结论的论文，由李文清老师托人转交给了华罗庚。陈景润另外还给华罗庚写了一封信，信中谦和地说：“明星上落下的微尘，我愿帮您拭去。”
华罗庚读完论文和书信后非常兴奋，认为陈景润善于思考、勤于钻研，很有培养前途。在他的推荐下，全国数学学会特意邀请陈景润参加了1956年首次召开的全国性数学讨论会，并在会上宣读关于“它利问题”的论文。华罗庚在随后的发言中阐述了这篇论文的意义，充分评价陈景润的论文，接着又提议把他调到中科院数学所工作。
后来陈景润到了北京，在华罗庚的指导下，他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世界知名的数学家。
从这段数学史上的佳话中，我们领略到的不仅是华罗庚先生作为伯乐的风范，同时也可以领悟出，真正的谦逊与真正的自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两者都处于对自身价值的恰如其分的估价之中。
已经写出《堆垒素数论》这样享有盛誉的专著的华罗庚，面对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陈景润发现的问题，他虚心地接受了，承认“差一点”。然而，后生可畏的感觉并无损于他的自信，因为，那个结论的改进，只会使自己的著作更接近真理，而传之久远。
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一名言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伟大学者，但随着知识的增长，他越来越谦虚，经常感叹自己的无知。
有人问他：“您的学问这样广博，竟然感叹自己无知，这岂不是笑话？”
笛卡尔说：“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曾经画过一个圆圈，他说，如果圆圈内表示一个人已经掌握的知识，那么圆圈外他未掌握的知识是个无限大的世界。”的确如此，一个人的知识越多，知识的圆圈越大，那么作为他与未知知识接触线的圆周也就越长，他就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没掌握的知识是那么多，他也就会变得越谦虚。
我们理解了芝诺的圆圈的喻义，便会明白华罗庚说“自己知道自己不行”绝非故作姿态的虚词，而是在广博的视野中对自身的清醒审视。正如法国散文家蒙田所比喻的那样，有成就的人就像田野上的麦穗，麦穗饱满而成熟的时候，总是低垂着脑袋。
当陈景润改正了华罗庚书中的一个问题时，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而只是拭去了“明星上落下的微尘”，这是他谦逊的一面；同时，当他发现问题时，并没有因为华罗庚是权威就否定自己，则表现出他自信的一面。自谦只有与自信相伴时，才会显示出应有的价值。
真正的谦虚，不是贬低自己人云亦云，而是有自知之明取长补短，从不足中求进取，从缺憾中求完善。
绘画艺术大师张大千曾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对此张大千答道：“当代的我国画坛，人才辈出，我厕身其间，常感得益良多。真的，不是说客气话，能把山水竹石画得清逸绝尘，我不及吴湖帆；论气韵的刚柔相济，我不及博心舍；明媚软美，我不及郑午昌；画瀑布山岚，我不及黄君壁；论寓意深远，我不及陈宝山、谢玉岑；画荷菱梅兰，我不及郑曼青、王个落；写景人微，不为方寸所圃，我不及钱瘦铁；画花鸟虫鱼，我不及于非暗、谢稚柳；画人物仕女，我不及徐燕孙；画鸟鸣猿跃，能满纸生风，我不及王梦白、王慎生；画马，则当数你徐悲鸿先生，赵望云当然也是佼佼者；还有汪亚尘、王济远、吴子深、贺天健、潘天寿、孙雪泥诸道兄无一不在我上。徐先生说我能领五百年画坛的风骚，我哪里担当得起啊。”
如果不具备无与伦比的艺术鉴赏力与自谦的情怀，张大千如何能道得出自己的一个个“不及”？正是兼容广大、博采众长，使张大千的绘画呈现出他人难以企及的万千气象。
想起了牛顿的那句话：“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我们能看到，越是成就大的人越是不自足，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与研究当做一个永远装不满的桶，探索的精神与脚步永远不停息，才有了我们能看到的那么多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