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4日）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已经离开我们12年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深切地怀念着他。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中华民族和子孙后代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在40年代延安革命时期、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文革”时期，我有机会多次直接和恩来同志接触，得到的教益是十分深刻的，有些事使我永远难以忘怀。
周恩来同志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杰出人物，参加和领导了党的早期历史上无数个重要的革命活动，经验丰富，才识过人，功业卓著。抗日战争初期在全国民众中，已有很高的知名度，尤其受到广大青年的敬仰与崇拜。当时，许多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年轻知识分子就是在共产党的感召和周恩来等同志的影响下毅然投身革命，来到了延安。我于1940年到延安，在中央党校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后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在那里工作的三年中，我经常接待从南方局介绍来延安的同志，从他们那里听到了许多有关周恩来同志的动人事迹。周恩来同志当时是党中央代表兼南方局书记，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既做公开工作，又做秘密工作。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灵活、坚定地开展工作，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扩大了党的影响，巩固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些同志的介绍，增强了我对恩来同志的崇敬和爱慕。直到1943年底，为了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回到延安，我才得以亲眼目睹了他的形象和风采。七大期间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周恩来同志做了形势报告，他从世界形势讲到国内形势，讲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讲了我党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讲了我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通篇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深刻生动，显示了政治家的非凡风度，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聆听了这次报告，顿然觉得思想开朗，豁然贯通，对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更加充满了信心，至今仍有深刻的印象。
全国解放后，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调到北京，在国家经济部门工作，和周总理的接触增加了。周总理处在总揽全局的关键岗位上，国际国内，党务政务，外交内政，在内政中又有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都需要他关心和过问。在他日理万机的繁忙的领导工作中，他始终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他曾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经济建设。在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总理身负重任，工作头绪万千，但处理每一件事情都考虑得很周到，对同志对下属都能设身处地进行考虑，使人感到在他领导下工作十分亲切、十分愉快。周总理思维敏捷，逻辑性强，处理问题果断，不管多么复杂的问题，到了他那里，都能理出头绪，找出突破口，给干部指出方向，使干部受到启发，使问题顺利解决。特别是他的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的精神，为新中国第一代经济工作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下面是我亲身经历的几个事例。
周总理对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现象，从来是毫不留情地反对。他1963年5月在中直机关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对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危害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20种表现的分析，给全党很大震动和教育。总理历来反对文山会海，对一些部门、地方召开的没有实际效果的会议，多次给予严厉批评。1970年他在国务院反映各部门会议多的报告上指出：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已是很大浪费，而更重要的是这种领导方法，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大长官僚主义作风，把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变成走过场。1970年周总理还在一次会议上，对一些部长频繁出国，劳而无功，进行了批评，他说：有的部长上任没有几年，出国去的地方比我还要多，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出国考察要注重实际效果，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无效劳动，造成浪费。1973年他在一个派代表团出国考察的报告上批示：一定要精选能够学习考察一些知识，把经验、先进技术带回来的人去，不要来去空空，专门讲排场，无所获而回。这个批评非但在当时对我们所有领导干部敲了一次警钟，而且在目前开放搞活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形势下，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物资部门的建设，周总理是很关心的。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他多次强调要搞好物资的节约、回收，搞好清仓利库。他说，人要整风，物要清仓，仓库每隔五年就应该清理一次。他强调物资部门要搞服务，认为建立供应站、服务队是一件好事，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他强调物资部门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告诫我们，对干部要抓紧，要加强思想工作，不然就会产生贪污受贿行为，物资部门容易见物不见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根本性问题。在那一段时间内，总理和少奇、小平同志一起，对物资工作的改革精心指导，花费了大量精力，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残酷迫害党内外干部，制造了大批冤案错案。周总理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护干部做了极大的努力，为党保存了大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骨干，这是他为党的事业做出的又一殊勋。作为国务院下属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我也多次得到周总理的关怀，享受到在这样一位伟大政治家领导下的温暖和幸福。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正当时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可是后来会议主题发生了完全相反的变化，发展到集中地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当时许多同志思想是没有准备的，也是想不通的。那时我在冶金部工作，国务院通知我上山汇报全国钢材平衡情况，上山后的当天晚上就参加了国务院各部门到会人员的会议，周总理及时向我们讲了会议发展的情况，给我们打了招呼，使我们避免了在那样一个政治风浪中犯“错误”的可能性。“文革”初期，我在物资部受到了群众组织的审查和批判。周总理当时处境很困难，工作很繁忙，但仍不忘对我的关怀。他亲自对物资部军管会主任交代：组织三结合专案小组赶快审查，做出正确结论。在周总理的督促下，过了两个月我的问题就顺利解决了，“靠边站”时间仅有一年半。不然，像我这样的情况，拖个三年五载在当时来说是常见的。
众所周知，“文革”期间周总理不但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免遭“四人帮”迫害，而且千方百计为使他们站出来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工作创造条件。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的那一段时间内就直接接触到几件事情。如对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同志的评价，“文革”中是颇有争议的。1970年周总理专门指示召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请李四光同志出席并讲话。周总理亲自参加了那次会议，在大会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李四光同志对我国地质工作的丰功伟绩以及他在地质科学中的地位。这样就促成了两派意见的统一，大大改善了李四光同志的处境。又如，康世恩同志在石油部虽然已经“解放”，但有些人借口“群众不谅解”一直不让他工作。1969年初渤海结冰危及钻井平台，急需组织抢救，在一次已经开到午夜的会议上周总理点名要康世恩同志去处理，并嘱军代表要对群众做工作，当时就通知康世恩同志到会接受任务，立即前往，并要康把处理结果及时向他报告。这样康世恩同志也就很自然地出来工作了。
此外，还有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得到了周总理的关怀。有些人从全国看名望不大，但在地方上有一定影响，本人或者父辈对民主事业做出过贡献。总理知道后也都热情给予帮助。如，20年代反对北洋军阀的知名人物、国民军首领胡景翼的儿子胡希仲，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与总理相识，新中国成立后在陕西省任政协委员，“文革”中遭遇很苦，被扫地出门，靠捡破烂度日。他从报上看到袁宝华的名字，误认为我是他留法时的同学，来信要我向周总理反映他的情况，我把此事报告周总理后，周总理说，我认识这个人，他应该得到照顾，把信给我，我来处理吧！事隔不久，他就调来北京，得到了妥善安排。他非常感激周总理，感激党。在“文革”中得到关怀的这类人物何止胡希仲一个！
周总理对干部的爱护还表现在他部署任务时，总是能设身处地地体谅经办同志的困难，给这些同志完成任务创造条件。“文革”开始后，在“四人帮”鼓动下，各地兴起了制作毛主席像章的高潮，消耗着我国十分紧缺的铝。当时毛主席对这种做法是不赞成的，说要“还我飞机”。1969年初物资部迫于形势，专项拨出5000吨铝给各地造像章之用。周总理知道此事后曾批示，要物资部设法收回这批铝。这在当时是很难处理的问题。我多次与物资部军管会的负责人商量，大家都觉得很难办。周总理非常体谅我们的处境。他在当年4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有意地用责问的口气问我：让你们收回做像章的铝，为什么还不收？传播毛泽东思想要讲实效。像章越做越大，毛主席就不赞成。物资部批出的5000吨铝，要立即全部收回来。周总理这么一说，表面看起来是批评我们，实际上是对各地下了命令，有力地支持了我们的工作。我们连夜发出了通知，不久基本上收回了这些铝，完成了这一任务。
周总理的一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对待革命工作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品格。周总理十分敬重毛主席，总把自己的一切成绩归功于毛主席。毛主席也十分了解周总理，即使在“四人帮”造谣攻击周总理最厉害的时候，也未能动摇他对周总理的信任。为了使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国内外大事，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周总理自觉地承担了繁重的党政军日常领导工作，尽力减轻毛主席的负担。60年代，周总理已是60多岁的人了，听取各部门汇报工作时，总是亲自做笔记。有一次在西花厅开会，我们汇报，总理记得很认真。我们为了减轻他的劳累，向总理说，会后我们可以送汇报材料，你不用记了。周总理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这样可以加强记忆。会后吃饭时，他还给我们讲起了一件事。共产党的老朋友张治中先生和周总理私交甚笃，他见总理党政任务繁重，过分劳累，曾向周总理提出建议，要“持盈保泰”。周总理对他说，我的任务就是替毛主席挡那些具体事务，使他更多地考虑大事。周总理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共产主义精神，永远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奋斗的一生，是为祖国人民奉献的一生，他的伟大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