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1日）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任务和要求都作了十分明确的规定，但要认真地贯彻和落实这个文件，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奋斗。这里就全民所有制企业贯彻《企业法》、实行厂长负责制之后，如何贯彻中央上述《通知》精神，谈谈我的意见。
第一，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处于中心地位，对企业工作全面负责，包括对企业两个文明建设全面负责。因为，从厂长的职责来说，要抓物质文明建设，就必须结合生产经营抓精神文明建设，这是企业包括厂长在内的领导层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保证企业经营不偏离方向的一项重要职责。第二，实行厂长负责制，企业党组织的职能，从一元化领导转变为保证监督，为此，不仅要以全副精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更要加强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真正发挥保证监督的作用。就企业来说，党的建设是一个核心问题。延安时代，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提出了党的三大法宝，其主体是党的建设。我们有了以党的建设为核心、为主体的三大法宝，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国40年来，作为执政党，党的建设在企业做得如何？现在，有些企业班组无共产党员，这样的支部和党员的作用发挥如何？很值得我们反思，应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第三，实行厂长负责制，依照国家法律，依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规定，无论是企业行政，还是企业党组织，都必须重视和发挥职工民主管理的作用。这是企业活力的源泉，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也是厂长在生产经营中的中心地位的最根本的依靠。上述三条，我认为是实行《企业法》和厂长负责制以后，企业贯彻中央《通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所在，也是企业必须紧紧抓住的根本问题。
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形势问题，即如何观察眼前正在发生的这一场政治风波。我想从思想政治工作角度说说我的意见。对这场政治风波，5月26日，陈云同志在中顾委常委会上指出，政治风波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段时间以来，放松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削弱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说，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要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要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5月27日，李先念同志在全国政协主席会议上也指出，长期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确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他说，最近，极少数人利用广大青年学生的善良愿望，利用一些人的思想混乱，利用党和政府决策上的某些失误和我们队伍中的一些腐败现象，幕后策划，制造谣言，挑拨煽动，恣意扩大事态，企图通过动乱达到他们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关于中国的形势，早在年初，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就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3月间，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中国不允许乱”，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3月23日，小平同志在同外宾谈话时再次强调，最近十年中，“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小平同志这里所说的“教育”，主要是讲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陈云、先念、小平三位老同志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共同问题，就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思想混乱，而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思想混乱制造动乱。所谓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无非只是一个“题目”，实际上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已经酝酿很久了。那么，他们是怎么样“酝酿”的呢？这确实需要认真分析一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十年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十年斗争的过程，焦点就是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两个关键问题。现在有极少数人拼命反对这两个坚持，妄图在政治上搞多党制，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在经济上搞私有化，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面对这样的形势，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场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家记得改革初期的1979年春天，党中央为总结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在京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当时有人就是借解放思想之机跳出来，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在这些人中，有些是属于认识问题；但有些则是别有用心，是借着“总结经验教训”，否定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就是在这次务虚会临近结束的时候，小平同志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讲话对务虚会上出现的那股思潮，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段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小平讲话，给那些用心叵测的人当头一棒。至此，事情好像平息下去了，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极少数人，长期以来就是怀着这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在进行活动的。1981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人又跳出来，借“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之机，挑起争论。这些人旧调重弹，也可以说是死灰复燃，又要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其实是妄图以否定毛主席达到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毛主席领导我们创建的新中国，一句话，就是全盘否定历史。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你否定得了吗？
为着这件事，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为会议准备工作过程中，先后讲了六七次话，就是为了引导大家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地评价毛主席。小平同志多次告诫我们，对毛主席的错误，我们不应该掩饰，面对毛主席的功绩，也不容抹杀，应该加以肯定，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的态度。经过这一次交锋和斗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文件我们应认真学习。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的问题，就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的问题。两手抓的提出对于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商品经济，是个重要的指导方针。这个问题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更不要说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了。最近我访问美国，与一个著名学会的会长及他们的主要人员座谈，我提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经济发展了，如何防止人的思想道德品质有所下降？他们的答复是：你要发展经济，思想道德这方面就得有所牺牲。言外之意是说，道德下降是发展经济必须要付出的代价！的确，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为发展经济，拿人民的思想品质、社会道德去作牺牲。所以，我们提出的两个文明建设，是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就在党的十二大之后的1983年，社会上又刮起一股“精神污染”风。其实，许多人并不懂得“异化”为何物，是有个所谓“理论家”从书本里找到这么个词到处乱套，妄图再次搞乱人们的思想。小平同志适时地号召人们反对精神污染。可是这场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由于当时党的某些主要领导人的影响，只进行了20多天就停下来了。面对一场严肃的斗争，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态度，其结果是后患无穷的。接着，小平同志提出要进行整党，但在那种妥协思想影响下，整党也走了过场。最敏感、最严重的问题并没有触动，一批“三种人”还是逍遥法外，当时已经冒头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也没有得到严肃处理。广大党员不满意，群众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在当时的情况下，许多企业是按照中央颁发的《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的要求，加强了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抵制了社会上一些不健康的思潮影响，起到了局部稳定的作用。
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可是，由于某些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在许多地方发生了学生闹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严重干扰了六中全会决议的贯彻执行。这次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同1983年反精神污染旗帜不鲜明和整党走了过场有关。
1987年初，中央转发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当前学生闹事问题的讲话要点》。该讲话要点正确地阐明了中央处理当时学生闹事问题的方针，指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对进一步改革、开放、搞活企业，对稳定经济等，都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大家知道，1987年第四季度到1988年初，由于某些决策的失误，基本建设战线失控，信贷失控，引起通货膨胀，在一些城市出现了抢购风。当时物价的上涨达两位数，人们忧心忡忡。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理整顿工作，到春节前局势基本上稳定了下来。对此，极少数闹自由化的人并不甘心。那几个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煽动学生闹事而被开除党籍的人，更是处心积虑要翻案。这些人，视当时国家在经济上遇到困难为有机可乘，他们从今年春节开始就密谋酝酿，先后抛出两个“签名信”，一个所谓“文化人”签名信，一个所谓“科学家”签名信，向国内外散发，制造舆论，想利用外国向中国施加压力。为扩大事态，方励之还借“未能参加布什的宴会”为由，举行什么中外记者招待会，妄图掀起更大的反党浪潮。这次我在美国见到一位华人报人，谈起这件事时，他说，中国人的事应该中国人自己解决，可不要再出一个借外人力量压国人的“张邦昌”！现在在国外、境外确有大大小小的“张邦昌”和愿意扶植“张邦昌”的“力量”，虽然跟他们走的人愈来愈少，可出于阶级本性，他们是十分卖力的。《美国之音》就是其中一家。他们从早到晚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这次我在美国访问20天，正是北京最乱的时候，只要你打开电视机、收音机，就是天安门广场和中国的事，他们运用各种新闻手段，制造和散布了大量的谣言。我在美国20天，走了一路，也辟了一路的谣。广大华侨忧心如焚，就怕祖国出现动乱。他们都希望祖国稳定和强大。这次政治风波，应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所谓的“科学家”、“文化人”，他们春节集会，搞签名信之后，在送到国外的同时，在国内一些学校举行各式各样的所谓“报告会”、“座谈会”，鼓动一些人肆无忌惮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某“学术界”人物对此竟得意忘形，说像这样的会，再开三次就上街了。真是一语道破了他们的险恶用心。青年们没有政治经验，许多人也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正如李先念同志说的，极少数人利用广大青年学生的善良愿望，利用一些人的思想混乱，利用党和政府经济决策上的某些失误，也利用我们队伍中的一些腐败现象，煽风点火，制造动乱。所以，我认为回顾十年改革的过程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十年斗争过程，对于进一步了解和理解当前的形势，认清这场政治风波的性质，对正直的人们是很有帮助的。
对于这场政治风波的性质，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指出，是少数人蓄意制造的有计划、有目的的政治风波。应该说，这场政治风波也是有纲领的，纲领就是4月18日晚、19日晨他们在新华门静坐时拿出来的那七条“意见”，“意见”的核心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中有个骨干对他的导师讲，中国的出路就在于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就在于国营企业私有化，实行私有制。这是何等的“坦白”与嚣张！
这次斗争归结起来，我认为给我们深刻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丝毫都不能够放松。如果我们对这一工作不重视、不抓紧、不做好，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企业，最后必会垮台，正像陈云同志说的，我们几十年的革命成果，2000多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所以，四项基本原则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回头路是不能走的。两个文明一起抓，在高层，必须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领导；在基层，每个单位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我们提倡实干精神和奉献精神，越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越是在发展商品经济的环境中，越是要提倡这样的精神。要强调纪律，加强政治纪律，加强组织纪律，加强工作纪律。要加强党的建设、廉政建设和民主法制的建设，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政治风波考验了我们各单位的党组织，也考验了每一个党员。
这次政治风波，告诉我们的另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是，思想政治工作是长期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所发挥的威力，是我们长期进行艰苦细致工作的结果。我们的企业、我们广大的职工，在这次斗争中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据。说明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许多企业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是有成绩的，成绩来自长期坚持灌输和疏导。政治思想教育是需要灌输的。四项基本原则什么时候都要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什么时候都要讲，我们的党史、现代史、近代史什么时候都要讲。要使人人心里都有一本账：新中国是怎么来的？共产党是怎么发展的？没有这方面的基本知识，就难以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思想政治工作要渗透到各个角落、各个环节，要落实到车间、班组、人头，要贯穿于生产和经营工作的全过程，人人都要做思想政治工作。
最后，关于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的关系，我再说几句。最近，钱学森同志问了我一个问题，即关于企业文化的提法问题。我告诉他，企业文化的提法，最早是美国人提出的。这个提法并不全面。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是企业精神。当然，提企业文化我也不反对。钱学森同志认为，企业精神文明建设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建设，一是思想建设，只提企业文化，往往容易忽略企业的思想建设。他主张应该提企业文明。钱老是位科学家，是讲究周密的概念和逻辑性的，我认为他讲得有道理。当然，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