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谈论着赌博、赛马、性和其他事情。多数情况下我只是听，并尽力表示友好和感兴趣，我们要了酒和加茴香籽的甜咖啡，由几个人付钱，如同多克所预言的，没有人询问我的情况，但是后来他告诉我，当我去盥洗室时，他们用意大利语情绪激动地交谈起来，而且他不得不向他们保证我不是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他说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我是他们的朋友，于是他们也就不再追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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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科纳威里的男人相识的同时，也认识少数几个姑娘。我带一个姑娘到教堂跳过舞。次日清晨，小伙子在街角就问我：“你的情人怎么样？”这使我感到唐突，我认识到，如果你不打算与她结婚，你是不应该到姑娘房间去的。幸运的是，这位姑娘和她的家庭知道我不懂本地的风俗习惯，因而也就不当回事。可这是一次警告，从此以后，即使我觉得某些科纳威里姑娘非常迷人，除非在群体里，我决不同她们一块儿出去，而且我也不再造访。
１９３７年春，我上了一门参与观察的强化课。我已在学习如何处事，向不同的群体学习，尤其是向诺顿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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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科纳威里期间，我就知道得到被研究群体或组织中关键人物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我发现根本不必自我解释，向多克这样的领袖对我个人及研究所作解释，提供的信息远比我自己提供的多。我总是设法造成这种印象，即我愿意并且渴望尽可能解释详细，满足他们的愿望。只是对群体领袖我才特别努力，提供真实的全部信息。
我与多克的关系很快就改变了。开始，他只是一个关键的情报提供者，同时也是我的担保人。一起相处的时间久了，我就不再把他看做一个被动的情报提供者。我与他相当坦率地讨论我所想做的和使我为难的问题等等。我们的许多时间都花在对概念和观察的这种讨论上，因此确切地说，多克成了我研究的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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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多克的工作关系比其他任何人都密切，但是我一直在寻找所有被研究群体的领袖。我不仅需要他们的担保，且更需要他们的积极合作。由于这些领袖在社区中占有多种地位，因而他们比手下人对发生的事情观察得更好，同时由于他们的观察技能一般比手下人高，因此我发现我有许多东西是必须向他们这些热心的合作者学习的。
在访问方法方面，我一直被教导说不要同人们争辩，也不要对他们作出道德判断，这符合我的脾气。我乐于接受人们的意见，同时也喜欢我的意见能被他们所接受。
我学会了参与关于棒球和性的街角讨论，这不需要专门的训练，因为这些题目好像人人都感兴趣。
虽然我避免对敏感的题目发表意见，但是我发现对某些事情的争论只是社会模式的一部分，而且不参加这种争论就很难参与其事。我常发现自己卷入了关于某主盟队队员和经理谁优谁劣的激烈而友好的争论。只要一个女孩或一群女孩从大街上走过，街角仔们总会铭记在心，随后将交换评价。这些评价大多是根据身材作出的，比如，我喜欢争辩说，玛丽的身材比安娜棒，或者相反。当然，如果街角任何一个男的碰巧爱上了玛丽或安娜，那就千万别说漏了嘴，我同样也回避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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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已经在街角站稳脚跟时，用不着花多少力气，资料就能到手。时不时地，我关心某个特殊问题，需要从某些人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我就找机会与当事人谈话，进行较为正式的访谈。
起初，我全力以赴去适应科纳威里，但是不久，我不得不考虑在这个地区的生活中我打算陷进去多深。一天晚上，我正同诺顿人走在大街上，碰到了这个问题。为了迎合小群体的谈话，我放纵地说了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大家听了都停止了脚步，用一种惊奇的眼光看着我。多克摇着头说：“比尔，你不该那样讲话，那听起来不像你。”
我试图解释说我只不过在使用街角的惯用话罢了。可是，多克坚持说我跟以前不同了，他们要求我采用以前那种方式。
这种教训远不止在猥亵和渎神语言的使用范围。我认识到人们并不期望我变得跟他们一样。实际上，他们有兴趣也乐于发现我与他们不同，只要我对他们友好相待就行了。因此，我放弃了完全卷入的努力。不过，我的行为仍然受到街角生活的影响。在约翰·霍华德第一次从哈佛下来参加我的科纳威里研究时，他立刻注意到我在科纳威里的生活方式，与我在哈佛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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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集早期研究的资料时，我不得不确定如何组织这篇书面笔记。最初，我简单地把所有的记录按编年次序放进一个文件夹内，显然我继续研究不同的群体和问题时，这就难以解决问题。
我不得不细分这些记录，似乎有两种可能性。我可以用多个文件夹把记录按题目，如政治、敲诈、教堂、家庭等等组织起来，或者我可以按群体来组织记录，记录是以群体为基础的，它意味着要分设诺顿人、意大利人社区俱乐部等等的文件夹。还没等这个问题真正想通，理由是等我有了较好的基础重新分类。
随着文件夹里的材料越来越多，我逐渐认识到按社会群体组织记录，正与我的研究进展相一致。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文件夹中的记录材料也超出了我的记忆所能允许迅速归档的范围。于是我设计了一个初步的索引体系：一页纸包括三个栏目，为每次访问或观察报告写明被访问或被观察的人或日期，以及访问或观察记录的简短总结。①三、参与观察评价
观察法有许多使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学术和应用问题。总之，参与观察是一种技巧，也是一门艺术。实际上，每一个优秀的实际工作者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特别的经验。依据这种经验，他们就能对社会生活作出深入、细致的观察，由此达到对人们行为的洞察和主观理解。但也无须讳言，不同的参与观察者对同样的社会现象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观察者与所观察的群体、个人完全打成一片时，也很容易丧失客观立场，使观察结果带上某种偏见。因此，对于参与观察，人们有不少批评，最主要的批评之一，就是认为参与的程度越高，主观的成分越大，因而资料就越不准确。
同时，对参与者在各种场合应参与到什么程度，充当哪种角色，人们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某个观察者是否应在流氓团伙中参与违法活动或在一个宗教社团中伪装成一个虔诚的信徒，或者混入某一政治组织？又如，为了研究吸毒，观察者是否也应跟着吸毒？对上述问题大部分社会研究人员认为，在完全参与或者进行隐蔽观察时，观察者必须诚实、懂行、讲道德，他必须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来客观地观察具有社会意义的现象，而无权从个人兴趣出发来观察人们专门要避人耳目的那些现象和事件。因此，观察者不仅要遵守职业道德，而且还要保障被观察者的利益和权利。
第四节实地访谈
一、实地访谈及类型
所谓实地访谈时根据大致的研究计划在访员和受访者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一组特定的、必须使用一定的字眼和顺序来询问的问题。实地访谈就是在本质上由访员确立对话的方向，再针对受访者提出的若干特殊议题加以追问。理想的情况是由受访者负责大部分的谈话。
克维尔（ＳｔｅｉｎａｒＫｖａｌｅ，１９９６）用两种隐喻说明了这种访谈：访员既是矿工，也是游人。第一种说明了当研究对象身怀特殊信息时，访员的工作就是挖掘它。
相反的，在第二种情况时，访员该在外在景观之间游移，然后和邂逅的人们交谈。
游人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的许多面向，例如不知名的地区，或拿着地图在各个区域漫游……游人式的访员可以和当地居民友好相处，并提出问题引导研究对象，说出自己生活世界中的故事。
实地访谈有很多其他说法：非结构式、深度、民族志、开放式、非正式以及很长的访谈。一般而言，这种访谈有很多人参与其中、是在实地发生的、是非正式且非指导式的（即受访者可以将访谈导向很多方面）。
实地访谈包含了相互的经验分享。研究者可能会分享自己的背景以建立信任感，并鼓励报导人开放心胸，但不会强迫回答或引导问题。研究者鼓励并指导这个互相发现的过程。
在实地访谈中，成员用他们平常说话、思考和组织现实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研究者以自然的形式保留成员的笑话和叙述的故事，而不会用标准的形式重述一遍。焦点是在成员的观点和经验。为了要贴近成员的经验，研究者用具体的实例或情境来问问题——比方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导致你六月辞职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你为什么要辞职？”
实地研究在一段时间内发生许多次。研究者从建立关系开始，先避开评论或高度敏感的主题。他／她在亲密关系建立之前避免深入探究内在感觉，在关系建立之后，研究者才会期待有所了解。在几次聚会后，他／她才可能深入比较敏感的议题，之后的访谈，研究者可能会回到先前的话题，用一种不带批评的语气，要求澄清以前的答案——举例来说，“上一次你告诉我，自从他们减薪之后，你开始从店里带东西回家，是这样吗？”
实地调查是一种“演说事件”，比起刺激／反应这种在调查研究访问中常见的模式要更接近朋友间的对话。你很熟悉朋友间的对话，有非正式的规则和以下元素：（１）打招呼（“嗨，很高兴看到你”）；（２）并没有很明显的主题或目的（我们不会说：“让我们来讨论上礼拜做的事”）；（３）不会一直重复（我们不会说：“你能不能再澄清有关……”）；（４）问问题（“你有看昨天那场比赛吗？”）；（５）表现兴趣（“真的？我真希望当时我在那里！”）；（６）表示忽略（“不，我错过了，发生了什么事？”）；（７）轮流，以平衡相互的对话（不会是都由某人问问题，由另一个人回答问题）；（８）简化（“我错过了Ｄｅｒｂｙ那场，但是我会去Ｉｎｄｙ那儿”），而不是说（“我错过了ＫｅｎｔｕｃｋｙＤｅｒｂｙ竞赛，但是我会去参加５００公里汽车赛”）；（９）当没有人赞同时，会出现短暂的沉默；（１０）结束（我们不会说“让我们结束对话吧”，而是在离开前会有些口头上的表示——“我得回去工作了，明天见”）。
实地访谈也有别于朋友间的对话，它有明确的目的——了解报道人和该场域。研究者会提出解释或要求，这和朋友间的对话不同。举例而言，他／她可能会说“我想问你有关……”或是“你能不能看一遍这个，确定我写得对不对？”实地访谈是不那么平衡的，大部分的问题是研究者在问，他／她会选择哪些有兴趣哪些略过。同时，也包含重述，或是请成员详述口头上不太清楚的简化①。
根据方式的差别，实地访谈通常可分为下列四种方法。
（１）重点集中法。把受访人安排到一种特殊情境中，如看一场电影、听一段广播，然后受访人自由说明这段电影或广播对他产生的意义或反应，让他对情境作出解释。研究者从这些反应中就得到情报，再加以解释。有时，研究者也提出一些事先准备好的问题，让受访者回答，但这些问题通常结构不严谨或完全无结构的，受访人可以答复。这种访问法有点像精神医学家所常用的“自由联想法”，医生起个头，让病人自由说下去，再从他的谈话中找病根。不过，那是由病人自己去找情境；重点集中法却是由研究者给予被访者一个情境。这是有所差别的。
（２）客观陈述法。让被访人对自己或他的社会先作一番观察，或先下一番自我批判功夫，再客观地说出来。也就是让受访人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来评价自己或有关事物。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使受访人有机会陈述他的想法和做法，我们不但可获得资料，还可获得对资料的某些解释。缺点在于，容易流于主观，以偏概全。所以，使用这种方法必须对受访人及其背景、价值、态度等有一较为深刻的了解。否则，对资料的真伪程度便难以下断言。
（３）深度访问法。希望通过访谈发现一些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不是表面和普通的访问可以获得的。因而，在深度访问前往往对一系列问题要提出讨论。
比如在美国，你到一个社区去了解居民的宗教行为，就可以设计许多问题：哪部分人热衷于上教堂做礼拜，男的或女的，老年的或中年的，文化程度如何？信教成员中的职业状况：是工人、商人还是教师、干部等？一年中有几次大的宗教活动，热闹的程度如何？宗教行为是可以调节人际关系，还是增加了紧张与冲突？
个人的、群体的、社区的宗教行为有什么差别？等等。还可以连续提出研究问题问下去。每个问题几乎都要进一步探索它深层的含义，以便获得更多的资料与理解。这也即平时所说“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方法。
（４）团体访问法。顾名思义，团体访问就是把许多受访人集中在一起，同时访问。这种方法，在心理治疗上常用，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很有用。社会学家在验证或调查某些集体行为时，特别喜欢用这种方法来察看行为的倾向。由于团体访问是许多人坐在一起，面对面讨论自己的问题，在访问过程中，很容易引起争论，甚至冲突，这种争论或冲突，正表现了不同个人对事件的不同看法。当然，这种访问也可能产生一种团体压力，使个人顺从多数人的意见，而不敢表示异见。
总之，实地访谈，需要有较高的访问技巧，一般是研究者本人亲自访问。这种访问法所搜集到的资料不易比较，不能做定量分析，因此在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中较少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