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五经
一、经与六经
所谓“经”，是相对与“纬”而言的，原指治丝、织布的纵线。纵线为经，横线为纬。许慎《说文解字》：“经，织也，从系，巠声。”经，引申为组织。后世有人又引申为经常的“常”，又有人引申为路径的“径”。“经”就成为常道或路径。刘勰《文心雕龙》说：“经也者，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鸿教也。”足见古人对被尊为“经”的经典的崇敬，以之作为长久的安邦治国的根据，不可变易的宏伟的教材。
周代的官方教育，就是以六经为中心的教育。《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只，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以作动物。”成均，本指音律乐调。古代教育以礼乐为主，故成均为太学学礼乐之处，五帝时称太学为成均，周代因袭，作为五学之一。古太学有五：北上庠，东东序，西瞽宗，南成均，中辟雍。辟雍、成均，又为太学的总称。国子为公卿大夫之子弟。周代通过礼乐，以道德教育为本，寓教于乐。其中所说乐中的六德为中、和、祗、庸、孝、友。祗，恭敬之意。庸，恒长之意。
春秋时期的教育，例如在楚庄王（公元前６１３年至公元前５９１年在位）的时代，哪怕是在楚国，用以教太子的教材，基本上还是中原的六经与其他古史、典册等。庄王请教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明施舍以导之忠，明久长以导之信，明度量以导之义，明等级以导之礼，明恭俭以导之孝，明敬戒以导之事，明慈爱以导之仁……”（《国语·楚语》）叔时强调的仍是通过诵《诗》等调节太子的心性，使之真正做到节制、恭敬、勤勉、孝顺、忠信。
孔子继承的当然是六经的教育传统。
“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典籍。“经”这个名词起于战国晚期，此前只是称《诗》（或《诗三百》）、《书》、《易》云云。据《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句话至少说明，在战国晚期，人们已承认有了六部重要的经籍、典册。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呢？孔子整理过六经吗？古人对此基本上是肯定的。“五四”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疑古思潮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或关系很少的观点，甚为流行。周予同先生曾说：“我认为，孔子与六经关系很少。”“《易》与《春秋》跟孔子关系不大。”然而，出土简帛却不断证实着孔子与六经关系密切，周先生如果活到今天，很可能会修改自己的看法。
（南宋）马和之《鹿鸣之什图》（局部）。《鹿鸣之什》是《诗经·小雅》中的第一组，包括《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棠棣》等十篇。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谈到圣人与《诗》、《书》、《礼》、《乐》的关系：“《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
《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训之，体其义而即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这是讲孔子的《诗》、《书》、《礼》、《乐》之教。关于这一点，世传文献首见于上引《庄子·天运》的一段话，又见于《庄子·天下》：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郭店楚简《六德》
云：“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
则亦在矣。”郭店楚简《语丛一》有：“《易》
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者也。”廖名春改排为：“《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
关于孔子与《易》的关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与《孔子世家》指出：“孔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太史公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与《论语》：“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大致相同。《鲁论》读“易”为“亦”，是汉代人后起立说，其实上古音“易”、“亦”两字不同韵部，无缘传讹。
近代以来，包括周予同先生在内的很多学者都怀疑史迁之说。马王堆帛书《易传》却为史迁提供了佐证。帛书《易传》的《要》篇指出：“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二卦，未尝不废书而叹……”这都可以证实《论语》、《史记》的记载。子赣（子贡）不理解孔子晚年易学观的转变，夫子则向他解释自己对祝巫卜筮的态度。《要》篇记孔子自述：
“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与《孟子》所载孔子作《春秋》，自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口吻相近。《要》篇此段文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这里清楚地表明了孔子的理性。孔子很会占卜，但孔子很少运用占卜，他主张以道德仁义来求取吉祥幸福，这是他与祝卜巫史的重大区别。帛书《易传》的《二三子》、《易之义》、《要》、《系辞》、《缪和》、《昭力》中有大量的孔子的言论，基本上亦同于今本《易传》的内容。（《二三子》作“孔子曰”，《易之义》作“夫子曰”，《要》、《系辞》、《缪和》、《昭力》作“子曰”。）从帛书《易传》中，我们可以理解孔子对《周易》的创造性诠释。简帛中发现的大量的七十子后学的资料，亦与《易传》相会通。
今人李学勤先生说：“孔子之于《周易》，不仅是读者，而且是某种意义上的作者。他所撰作的，就是《易传》。”“孔子晚年好《易》，《易传》或出其手，或为门弟子所记，成书约与《论语》同时。自子思以至荀子等人都曾引用，绝非晚出之书。当然，那时《易传》的面貌，不一定和今传本完全相同，这是古书通例，不足为异。研究孔子，不能撇开《周易》经传。”这与近世以来学者们认为只能据《论语》来研究孔子的看法，大相径庭。李学勤又论定孔子修或作《春秋》是难以否定的。随着简帛文献研究的深入，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肯定会取得突破。
除前引《庄子》及楚简诸文外，《荀子·儒效》亦曰：“圣人也者，道之管也。
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
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是微旨，指《春秋》以一字为褒贬，微其文，隐其义。《诗》、《书》、《礼》、《乐》是圣人传道之书，是儒家的枢要。
以上引文不仅说明了六经的意义与主要内容，而且也说明了六经是诸子百家共同的源头活水。“六经”又称“六艺”。“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
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史记·滑稽列传》）这说明了六艺的功用。贾谊说：“是故内本六法，外体六行，以与《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
据《汉书·司马迁传》：“《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孔子曾以《诗》、《书》、《礼》、《乐》等经典教弟子。他说，不学礼，在社会上就站不起来（“不学礼，无以立”）；不学诗，简直就不会说话（“不学诗，无以言”）。在春秋时代，外交场合都要对诗，不会诗的人，无法处理国政。
当然，六经之教的功用，主要是陶冶性情，以增加文明含量，通晓历史经验，提升人生境界。以六艺教化人，故有《诗》教、《书》教、《礼》教、《乐》教、《易》
教、《春秋》教。《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
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时不仅中原诸国，连楚国也以六经来培养太子与卿大夫的子弟。
综上所述，古人关于六经（及六经之教）的内容、功能、特性，大约可以归纳为：
《诗》言志达意会古今之志有为为之长于风温柔敦厚
《书》言事言事记先王之事有为言之长于政疏通知远
《礼》言行节人纲纪人伦有为举之长于行恭俭庄敬
《乐》言和发和有为举之长于和广博易良
《易》言阴阳言化会天道人道长于变洁静精微
《春秋》言名分言义会古今之事辨是非长于治人属辞比事
《乐》、《易》、《春秋》。东汉班固等撰《汉书》，其中的《司马迁传》与《艺文志》，把《易》列为六经之首。《艺文志·六艺略》的排法：《易》、《书》、《诗》、《礼》、《乐》、《春秋》，尔后直至《十三经注疏》，基本上都是这种排法。以《易》为首，《书》、《诗》次之。这是从各经的产生源头来排列的。
由于《乐》经失传，故六经只剩下五经。西汉文景之治时，已立《诗》、《书》、《春秋》博士，武帝时又置《易》与《礼》博士，故汉武帝时，中央政府已设立了五经博士。五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是中华文化的根据。章学诚《文史通义》说“六经皆史也”，说明这些经书其实就是史书，保留了大量的古代社会生活的历史资料。
以下，我们一一介绍五经。
二、《易经》
《周易》的“周”字，一说指周代，即标明《周易》是周代人常用的筮法；一说指周遍的意思，即《周易》探讨的变化法则有普遍的意义。
《周易》的“易”字，一指“变易”，二指“变易”中的“不易”，三指“简易”。也就是说，《周易》是讨论宇宙世界变化的典册；而万事万物的变化之中又有不变的常则；《周易》的方法简单易行，强调以简单统御繁复，又化繁复为简易。
《易经》把天道与人事，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人事活动，自然变化的律则与社会人事的条理联系起来，强调了两者的同一性及相互感应，强调从大的空间与长的时间考虑问题，以及自然与社会人事的相互平衡与和谐。《易经》肯定事物的永恒变化发展及事物内在不同力量、动能、势用的相对相关，相互转化，相反相成。《易经》启发人们理解世界的根本原理，变化法则，又启发人们适应发展变易的世界，以良好的心态与修养境界对待自然、社会、人生与人身的变化，趋利避害，并能动地发挥人的作用，使人与天地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中国先民认识自然、社会、人身与人生，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活动中，力图把握天、地、人、物、我等各种现象，特别是身边的现象及现象间的因果联系。人类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占卜使用的道具各异。三代时人，遇到祭祀、征战、农事、商旅、婚嫁诸事，常以龟占卜，以蓍占筮。例如殷人常用龟卜，即在龟甲上以刀钻洞，以火烤之，从龟甲裂纹的形状变化，判断所卜问事的吉凶。殷墟甲骨卜辞就是一些占卜结果的记录。周人并用龟卜与筮占。所谓筮占，是以蓍草的排列组合方式的不同，来对占问事加以解释、判断或推理。
筮辞记录下来以后，被编成不同的筮法体系，以后的筮占还要根据经过编排的筮辞，对照着查看、推演。卜法、筮法各有不同的系统、不同的规则，卜筮者的主观臆测当然也加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