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个阶段的时代特征、社会场景不同，儒学自身的治学风格、问题意识与中心范畴既有延续性又有差异性，各有其重心与特色。
在第一阶段，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儒家不仅最先兴起，而且也最盛行。我同意钱穆先生的看法：儒学是中国社会与中华文化的正宗与主干，两千五百多年以来，儒学适应并渗透在华夏社会的大群人生之中；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儒学是春秋时代学术下移的产物，是由贵族学向平民学转化的产物；儒家最看重学校与教育，讲师道与君道的合一，即道与治的合一；君师合一则为道行而在上，即是治世，君师分离则为道隐而在下，即为乱世；儒家所讲的道，不是神道，也不是君道，而是人道；他们不讲宗教出世，因此不重神道，也不讲国家无上与君权至尊，因此也不重君道；他们只讲一种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人生之道，即平民道；儒家是古代文化思想的继承者，另一方面也是新价值系统的创造者。
先秦儒家继承三代大传统的天、帝、上帝、天命、天道的终极信仰，以礼乐文明为背景，以“天人性命”问题为枢纽，肯定天道、天命下贯为人之性，创立了凸显人性尊严、人道自觉、人格独立的“仁”学系统，侧重解决天人之际中“人是什么”的问题及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主张通过人文建构、人事活动，特别是道德活动上达天德，把宗教、哲学、政治、道德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儒道及诸子以“气”的传统与相对相关的“阴阳”观念，形成连续性、整体性的宇宙观及宇宙生成论。他们反思文明源头，思考天人性命问题以及文化制度对于人的限制问题，并环绕天人性命之学这一中心而展开论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易传》的天地人三才系统，其宇宙生命、气化流行、继善成性、德业双修论，是儒道思想的大综合。
在第二阶段，前期是两汉时代，儒学奠定了以后发展的基础。儒家在晚周及汉初一段时间内，已将先秦各家学说吸收融合，冶于一炉。在《易传》、《中庸》、《大学》、《礼运》中，儒家吸收融化了道、墨诸家的思想，把宇宙观与人生观、文化与自然、人道与天道、个体与群体、内在道德自我与外在事功活动等等统一起来，形成了新的价值系统。两汉儒学为经学。这是因为，就先秦儒家而言，如孔孟所师承的是古代经书传统，所讲的也是经书，两汉以下承孔孟传统而来，自然经学即成儒学。两汉儒学的贡献在于，当时的一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风尚、教育宗旨以及人生修养种种大纲细节，均根据经学而来，同时也对以后的中国文化传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正如钱穆所说，非但不歧出、不衰败，反而呈扩大趋势。这一时期儒学的地位不如两汉，但其研究视野、范围比两汉要扩大。
“扩大”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经学本身的注疏。对中国古代经学贡献最大的是十三经的注疏与整理。而十三经的注疏与诠释多出于这一时代人之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有南北之区别。北朝人主要侧重《周官》的研究，南朝人重视礼的研究。唐代的义疏之学承接魏晋而来。
如果真如一般人所说，魏晋南北朝四百年来只谈老庄玄学，只谈佛学出世，试问如何能继续中国文化遗绪以开启隋唐之盛世呢？另一方面，儒学扩及史学方面。
史学原本是经学的一部分，如郑玄、王肃、杜预偏重于史学。《宋书》、《南齐书》、《魏书》等均出于此时。受其影响，隋代史学尤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对后世均有很大影响。
唐代的经史之学，均盛在唐代初期，系承接魏晋南北朝人的遗产而来。也就是说，隋唐出现的儒学盛运，早在南北朝晚期已培育好了，只不过是此时结下了果实。唐代经学最着名的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等的《五经正义》。尤其是《五经正义》乃经学上的一大结集，后来在此基础上陆续增为《十三经注疏》。至于史学方面的着述，如《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等均为唐初所撰，但主要也多是承袭南北朝人的遗绪。唐代儒学的新贡献，在于能把儒学与文学汇合，从此在经史之学以外，儒学范围内又包进了文学一门。儒学发展到唐代，先后包容了经、史、子、集之（隋）展子虔《授经图》
学，为宋代以后儒学进入综汇期打下了基础。
在整个第二阶段，“天人性命”之学得以深化和扩大。在儒、释、道三教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在超越的终极归宿与俗世生活的张力下，安身立命的问题更为凸显。各种各色的身心、才性与修养问题的讨论颇为热烈。在此一时期，人如何超越现世而又不脱离现世的问题成为中心问题。汉代之“天人感应”中的人的生存，生死神形问题与人性问题；魏晋之有无、本末、体用、一多、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凡此种种，都是围绕着人的精神超越与现世生存（圣与凡）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这一时期的儒学，由于佛教的传入，在人的心、性、情、才与认知结构，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个体自我的神圣完满性，能动的主体与重重无尽的世界的关系，顿悟、直觉、创造思维的爆发力，以及超越意境的追求等等方面的体认或研究，都比先秦哲学更为精深。
第三阶段的儒学综通两汉、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经史文学，或以儒统摄经史子集之学，经史子集之学包容在儒学范围内。北宋诸儒，如胡瑗、孙复、石介、徐积、范仲淹等具有综汇的特点。他们都能在教育师道、经史文学诸方面兼通汇合，创造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番新气象。他们学问的路向虽有差别，但不超过经史文学范围，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如王安石偏重经学、司马光偏重史学、欧阳修偏重文学等等。其中不少人在政治上颇有作为。
北宋又有一种新儒出现，如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兄弟诸儒。钱穆认为，与上述综汇儒不同，他们都不大喜欢作诗文，似乎对文学颇为轻视，也不太注意史学。在经学方面，对两汉以后诸儒治经的功绩，他们都不重视，只看重心性修养工夫。他们所学所创，后人又称理学。就两汉以后的儒学大传统而言，宋代理学诸儒可以说是儒学中的别出派。到了南宋，朱子后起，儒学发生了又一次转变。朱熹是中国学术史上杰出的通儒，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承续北宋欧阳修一派综汇之儒一脉而来。朱子之学，可以说是欲以综汇之功而完成其别出之大业者，即想使理学的别出回归于北宋综汇诸儒。以后儒学朱子一派得势，他们兼通经史文学，继续北宋综汇诸儒的思想。元代讲经史之学主要继承朱熹的思想，成就可观。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自元代起成为科举必读之书。明代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渊源于元代，好像隋唐的盛运渊源于南北朝一样。
中国儒学在衰乱之世仍然能够守先待后，开启新的一代，显现出它的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儒学的特殊伟大精神的作用。明儒有五经四书大全，正如唐初有《五经正义》。这是根据元代朱子学说传衍而来，此后也成为明代科举的教科书。明初过后，儒学不能急速进行新创造，经学不见蓬勃发展，史学方面对于新史的撰述也很少见。明代与唐代的兴趣多着眼于事功上。明代文学所倡导的是秦汉的文学，在诗的方面拟古主义盛行，它们没有把握到唐代杜甫、韩愈以后的儒学纳入了诗文这一趋势。论及理学，自然以王阳明为主。
从陆象山到王阳明，工夫论上则易简再易简，易简得不能再易简了。最后发展到王学末流，明代的儒学与明代的政治一样终结了。
明末清初三大儒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都又走上经史文学兼通并重即北宋综汇诸儒之路，成为一代博通大儒。这三个人中，顾亭林大体本程朱，主要是朱熹路向；王船山在理学方面虽然有不同程朱而尊张载之处，但为学路向还是朱子遗统；黄宗羲宗王阳明，但他的学术与王船山、顾亭林一样，主张多读书，博通经史，注重文学。他们三人大同小异，与北宋综汇儒属一路。当时儒学贡献是多方面的。如史学方面：其一，学术史与人物，清儒的碑传集，是一种新文体；其二，章学诚所提倡的方志学，这是历史中的地方史或社会史。在经学上，从顾亭林到乾嘉盛世的戴东原，此时经学之盛如日中天。但最先是由儒学治经学，其后则渐渐离开儒学而经学成为别出，又其后则渐渐离开经学而考据成为别出，这是清儒经学三大转变。宋代别出儒只尊孟子，此下即直接伊洛。清代别出之儒只尊六经，从许慎、郑玄以下直接清儒。到了晚清今文学公羊派，可谓登峰造极，在五经中只尊《春秋》，在三传中只尊《公羊》，可以说是别出中的别出了。
从总体上看，第三阶段的儒学，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特别是以历史实践证明最适合中国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主体的融合。宋元明清是“道学”
或“理学”作为精神世界的时期（清代亦不例外）。其兴起，正是中国知识人面临政治、民族危机，特别是外来文化思想的严重挑战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自韩愈开始，至宋初三先生、北宋五子直到南宋朱子，可以说是数代知识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过程，重塑了中国人的终极信念与价值系统，从高的层次与水平上回归中国人的精神源头，即回归“六经”、《论语》、《孟子》，周公孔子。朱子与同时代的学者（吕祖谦、陆氏兄弟、陈叶功利派等）间的辩论，朱子之后的阳明学及明代的心学、气学诸论，乃至清初大儒的反省等，尽管异彩纷呈，创见叠出，派系繁复，争论不休，然合而观之，其所同大于所异，深论细节千差万别，而总体上或先立乎其大者，却仍旧是环绕着一个中心而展开的，这个中心就是对佛道二教作内在性的批评、扬弃、消化，重建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论与本体论，解决中国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信念、信仰、终极性等等）及超越追求与现实关怀的关系问题。
理学重建了宇宙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重建了道德形上学的体系。这一时期的儒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是抽象程度很高，不仅讨论宇宙自然的发生与发展，而且进一步讨论天地万物的根据、本原和普遍规律等形而上的问题，包括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理”、“气”范畴是最基本的范畴。这两个范畴及“道”、“阴阳”、“太极”等范畴在先秦就有了，但只有在这时才形成为相互对应、相互联结的范畴体系，成为儒家形而上的宇宙本体论的核心范畴。在宋明理学中，最主要和最有影响的派别是以程颐、朱熹为重要代表的理学学派和以陆九渊、王阳明为重要代表的心学学派。理学在本体工夫论上主“性即理”的理本论以及由此“理”本论发展出的所谓“格物穷理”、“主敬涵养”、“变化气质”的工夫论，心学在本体工夫论上主“心即理”的心本论以及由此“心”本论发展出的“发明本心”的“易简工夫”。
第四阶段的儒学就不同了，所谓“现代”即相对于“前现代”而言，内容与形式与前三阶段的儒学有了很大的区别。它是在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并与之对话中产生出来的。为救亡图存而产生的各种思潮，包括现当代儒学思潮，都在选择适合中国而又不脱离世界大势的道路。这一阶段的中心课题是普遍与特殊、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人文与科技的问题。儒家尤在检讨、反省：什么是现代化的普遍之路及现代性的内涵；什么是中华人文精神中的普世价值；今天还需不需要形上、本体追求和现代人的安身立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