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天人合一”的含义，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人与超自然的神灵的合一。中国哲学史上的“天”，有多重含义，有宗教神性意义的、权威主宰的、福佑人间的“天”，有作为人与万物的创生源头的“天”，有道德化的义理之“天”，有自然之“天”，有代表偶然性的命运之“天”等。因此诸家所说的“天人合一”，均必须依上下文来具体讨论。当然“天人合一”之主要倾向是人与超自然、人与自然的统一。
据阿德勒、韦政通等教授研究，西方被讨论得最多的五个观念是：上帝、知识、人、国家与爱，中国先秦讨论得最多的五个观念是：道、人、天命、仁爱、心性。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代表神本位与信仰，知识与国家的观念确乎比中国重视，且成系统，为近世科学与民主的根源。中国的这五个观念，代表周孔以来的人文觉醒，挣脱原始宗教控制而又与天神保持内在关联，及中国人文重实践内省的特点。儒家五经是传统政教之本，它偏重在人文实务，同时保存了古代相传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关于天的信仰。人的道德性源出于天，儒家的价值理想，使天德下贯为人德，人德上齐于天德。这种人文精神又兼有一种近似宗教的精神，对超自然天命充满无限的向往，即天人合一、性道合一的信仰。儒者终身不忘“做人”，且有终极承担，救世献身的热忱，俱源于此。
这都需要生命体验与悟性正智的作用。物质化、功利化的人生，体验不到人与自然、超自然合一的愉悦，不能超越上达最高的精神境界，因而认为“天人合一”是根本没有的假命题。
第四节 儒学与现代社会
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增长或陷于困境的原因非常复杂。儒学与东亚经济的腾飞或东亚金融的危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Ｈｉｃｋｓ和Ｒｅｄｄｉｎｇ的研究表明，中华文化遗产与华人社会的经济成功、儒家价值与海外华人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传统信念在现代社会变迁的机制与方向，据我国台湾社会学家杨国枢、李亦园等先生们研究，在小传统中，例如命、运、缘、报、忍、关系、忠、信、孝道等，发生了由外控制到内控制、神秘性到功利性、僵固到变通等翻转。在华人社区的现代化、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小传统的信念仍会长期起作用。
党先生说：“儒家传统在近千年里变成了书斋里的供品。”这完全没有根据。我不用举证儒学在宋元明清社会的活力，即使是儒门淡泊的今天，也并非如此。２００１年春我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席该院与阿登纳基金会合办的“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价值与伦理问题”国际会议，听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介绍他主持的一项社会调查。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间，他们在新加坡与上海进行了数千份问卷调查，在所列５６个价值中，新加坡方面列入前十位的价值是：孝敬父母、信用、诚恳、学识与教育、以家庭为中心、廉洁、勤劳、仁爱、修养、明确方向。孝悌、家庭的稳定与凝聚力、重视教育和伦理，与现代化并行不悖。上海调查的结果也相差不大，个体价值比新加坡突出。整个说来，这表明儒家思想并没有死亡，仍然在华人社会活着，仍然是现代化的资源。我近年在韩国看到的也是这样。只是中国大陆的很多文化人反不如境外人士或国内民间社会敏感，对儒家文化缺乏自觉自识，甚至仍然抱着“批林批孔”时的认识或心态不放，使我国现代化建设发生精神资源短缺、价值领域稀少的困难。２００１年５月我在德国讲学，多次到过中国的Ｋ．Ｈ．Ｐｏｈｌ（卜松山）教授与我交谈，批评我国知识界、教育界不尊重自己本土的伦理资源，不以本土的伦理教育特别是儒家教育为中心。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有很多弊病，不应盲从。现代西方人的价值，如果有一些可以借鉴的活，与他们从父母身上习得的做人之道有关，从根本上，来源于基督教的教化。很多汉学家认为，中国儒家的思想、礼仪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应当珍视。他认为，一切向钱看，功利化，个人中心主义，缺乏诚信、信誉的现代化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不能成功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儒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过时的东西，在今天已没有任何价值。实际上，就民族性而言，儒学反映了民族性格、生活准则、生存智慧、处世方略，作为民族的意识与心理仍活在民间，有生命力。就时代性与空间性而言，一切地域、族群的前现代文明尤其是其精神因素，不可能不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与意义。经济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解。没有本土性就没有全球性。没有人文精神的调治，当下社会的发展只可能是畸形的、单向度的、平面化的；没有如布尔迪厄和福山等人所说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与文化能力的养育、积累，没有工作伦理、社群伦理的建构，我国“经济资本”的建构和经济、科技现代化将不可能实现。
儒家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活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去，进而作为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参与现代化建设，治疗现代社会的某些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关系。这不是说儒学可以拯救世界，我也不同意“２１世纪的文化是中国文化”这个狭隘的提法，我只是提醒各位思考：面对２１世纪，我们有什么精神资源？
２０世纪是我国传统精神资源饱受摧残的世纪。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激进主义或其他流派思潮，都把民族的文化视为现代化的绊脚石，不加分析地毁辱传统，极大地伤害了民族精神之根。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化陷入深层的困境：价值系统崩溃、意义结构解体、自我意识丧失、精神世界危机。
我们已经患了失语症，正在失去自己民族的信仰、习俗、生活、交往、思维、言语、行为的方式，失去其独特性。我们处在“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精神弃儿的尴尬境地。
在跨进２１世纪之后，中国大陆社会，特别是知识界的主流话语仍然是西化和泛西方化的，对自己的文明相当陌生、隔膜、轻视甚至蔑视与仇视。在回应当代世界的多重矛盾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以健康的心态，以多维的价值系统、评价尺度和诠释维度审视、疏导传统，并视之为我们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内在资源和内在动力。“现代性”需要重新界定。“现代性”绝不只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制度、理念与价值的普遍性。但西方制度、秩序、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又是非常重要的参照。其中的单向度性、平面化的缺弱，需要发掘东方传统的政治资源、道德资源、价值资源予以调剂、互补与互动。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是脱离本民族精神资源的陶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几代人对民族文化的伤害太严重了。
２０世纪中国教育的重大失误是背离人文主义的教育传统，使教育目的、职能、功用、方法日趋单面化。教育绝不只是“工具理性”的，不应该只服从或服务于某种浅近直接的目的，甚至只服从或服务于某种需要或福利。教育是人类、民族千秋万代的伟业，自然有它丰厚多重的“价值理性”的层面，而容不得“短视”。教育在文化传承方面，包括人类文明，特别是我们的“国学”，我们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有着它独立的价值。教育绝不只是知性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人文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一代代素养极佳的人才，在于培养社会的批判精神、批判意识，在于发展全面的人格，在于重建理想和崇高，在于活化民族的精神资源。人文精神的熏陶，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学生克服文化资源薄弱、价值领域稀少的弊病。
全人类的有识之士都开始从价值合理性方面对前现代文明中的宗教、艺术、哲学、伦理、道德等等的现代意义作深入的挖掘和汲取。基于人文价值和终极关怀的危机和现代社会亟需的意义治疗，重新检视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转化工作，不能不是我们民族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我们需要以平和的心态与古代的圣贤、智者作平等的心灵交流和思想对话，珍视和尊重他们的智慧！人类文明史上的原创性思想智慧，可以给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提供精神食粮，并帮助我们克服浮躁心态。
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架构和政治体制已经消失，但并不意味与之相结合过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想与行为方式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这是思想继承的前提。继承传统当然不意味着“复古”和“保守”。批评传统思想的负面，否定、清除其思想弊病，去芜存菁，作出创造性的选择和诠释，以符合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需要，正是我们的职责。但我们需要综合整体地省视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包括其价值观念、大小传统的变化和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多重作用，并作切实的中西比较，切不可信口开河，轻率武断地作出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的结论，或因对当下的感触而迁怒于古人。
“五四”时代，人们呼唤“德”、“赛”二先生，并掀起“打倒孔家店”的运动，这是时势所不可免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大力提倡增强国民的科学与民主的素养，仍然要批判当年“五四”先驱们批判过的国民的奴隶性格等阴暗面和成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儒学（主要是被官方歪曲利用的程朱理学）的负面，特别是后者对人性的宰制、对思想自由的窒息。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仅仅以西方近代的科学观与民主观作为尺度，是不可能正确衡估前现代文明中的民俗、宗教、艺术、哲学、伦理、道德等等丰富多彩、深长久远的价值的。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包括传统道德在内的一切文化遗产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民族性的损伤，是极其有害的。所谓进化论、进步观，是需要检讨的。
毫无疑问，我们要努力建设现代化的、民主法制的、有制约机制的、健全合理有序而健康的社会结构，要师从西方现代化的可贵经验。毫无疑问，我们必须继承和光大百年来我国社会中道德精神和伦理文化的巨大变革性的优秀成果，包括学习西方而涵化、整合进现代中国人的意识和行为中的现代道德观念。
２０世纪的学术思想史昭示我们，真正深刻的、有识见的思想家不是浮在潮流表面的声名赫赫的人物，而是潜光含章、剖视时俗之弊，把握了民族精神底蕴的人物。他们以整个的身心、全部的生命，抗拒着工业化、商业化、现代化的负面对人性的肢解，抗拒着欧风美雨狂飚突进时代所造成的民族文化生命的衰亡，扞卫、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并加以创造性的现代重建。
作为知识分子，作为教师，良知和职分不允许我们媚俗，不允许我们追逐时尚。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知识精英运用传统资源批判现代化的负面，正是现代化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现代化运动涵盖着反现代化（修正、批评现代化的负面）。现代化需要有多种不同的声音，否则不可能有健康的发展。
我现在最为欣赏的四个字是“守先待后”。一个多世纪的“变异”、“趋新”，似乎使我们目不暇给、迷离失据。“变易”之中当有“不易”，“趋新”之中当有“守成”。有变无常，有为无守，有革无因，有化无文，不能谓之常道。外无法制秩序，内无道德良知，既未学到西方之真，又抛弃了传统之美，孰能谓之正道？
有的知识界“精英”还在那里赶潮、起哄，似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都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美其名曰“代价意识”。背离、疏远、肢解、丧失民族的形上睿智，以及礼俗、风习、艺术、宗教、道德、哲学……如果是现代化的代价，那其实是太沉重的代价。实际上，健康的现代化不一定要全盘的背离、糟蹋民族文化的种种特点和资源，无论是原发型的还是所谓次生型的现代化都是如此。
我相信，国民精神的重建需要许多知识分子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反思中西文化，反思新老传统，促进各思潮各范型的互动。我十分理解许多同志所强调的制度建构、理性精神和西学价值的生根问题之重要性，但在各种不同的声音中，有所“守”的声音是应当给予一定地位的。每位学人都有自己的定位，都有自己的职分，都有自己的学问宗主。我所从事的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以及近十多年的生存体验，使我感到我的根本责任在“守”。守住民族精神的根本，守住知识分子的气节、操守、良知，守住做人和为学的本分，守住老一辈学问家和哲学家严谨、正直的为人为学之道，守住先圣先贤的绝学，在守之中争取有所创获，以待来贤，以俟解人，或许正是社会、历史、民族、文化赋予我等的使命。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职责，不同的学术宗主，有一个生态的关系，可以互补互渗，不必相互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