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末期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公元前４７９年）创立儒学，直至清代，儒学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扩大之中。汉代以后的儒学，不仅仅局限于心性之学或者考据之学的范围，而是在社会政治事务、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的各方面沿着先秦儒的博大范围扩张，渗透到全社会，适应并指引人们的生活。儒学落实在政治制度、社会风尚、教育宗旨以及私人修养之中，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结晶，是朝野多数人的信念信仰或所谓安身立命之道，乃至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因此，儒学的地位不是某人、某派的主观意向或情感所能确定的。儒学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的主潮，是由儒学的基本精神、广博范围、历史发展客观地确立的，而不是什么人的一厢情愿。某些儒家文化的攻之者与辩之者，都把儒学简单化了，把儒学的范围缩小了，把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抽象化了。实际上，传统中国社会就是儒家型的社会，传统中国文化的底色和主流是儒家式的，传统中国人的主要性格也是儒家式的；反过来说，儒家或儒学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或功能，类似于基督教、天主教之于西方，东正教之于俄国，印度教之于印度，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世界，都是族群文化自我认同的根基，伦理共识的核心。
儒学，今人亦称儒家或儒教。从学派、团体出发，称为“家”；从学问、学术出发，称为“学”；从信念、信仰出发，称为“教”。实际上，三者为一回事。三个称谓可以互用。那么，究竟什么是“儒”？儒学发展的历史如何呢？
第一节原“儒”
从字源上说，“儒”字有两个义项，一为“柔”，一为“术士之称”。“柔”的意思并不是柔弱迂缓，而是“安”义、“和”义，即能安人、能服人，天地人相和谐。
《礼记·儒行》郑玄注云：“儒之言，优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孔颖达疏：
“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这是指儒家学问与儒家中人都主张谦虚和睦、宽裕待人，不恃强力、以德服人，使人心悦诚服。《汉书·司马相如传》注曰：“有道术者皆为儒。”“术士”或“有道术者”，是“儒”的原义。大约汉代以前孔子像的人称“术士”为“儒”。汉代扬雄说：“通天地人之谓儒。”这是指大儒、通儒。《后汉书·杜林传》
说，杜林“博洽多闻，时称通儒”。《风俗通》曰：
“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纳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讲诵而已，无能往来，此俗儒也。”或者我们可以说，广义的“儒”泛指有学问道术者。如道家的庄子也被人称为“儒”（见《史记·孟荀列传》），又如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称（见《论语·雍也》）等等。
“儒”的后起义，或者说狭义的“儒”，作为专用名词的“儒”，则指儒家。
一般说来，“儒”乃通习六艺之士的通称。“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礼和乐是西周的等级秩序与生活方式，主要是社会生活规范，包含今天所谓宗教、政治、伦理、艺术、体育等内容。射、御相当于礼的节目。书、数则属于初级的技能。贵族大体上都必须通晓六艺。平民如果想到贵族家庭中去服务，也必须通习六艺或其中的一部分。早期的儒者属于“士”这个阶层。“士”原来多由贵族的庶孽子弟或比较低级的贵族子弟充任，后来渐渐落到平民社会里去。孔子就是将古代的贵族学传播到平民社会的第一人。“儒”大体上是保存、传授古代礼仪规范、典籍文化的教师。
《周礼·太宰》：“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保氏”指古代职掌教育贵族子弟的官员。《周礼·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保氏与师氏同，都是负责教育的官员，亦是教师。师儒即师保，保即以道安人者。《周礼·大司徒》：“四曰联师儒。”郑玄注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可见儒者原来是在上层社会掌教，后来是在民间设教授徒，有学识道术与技艺的人。其教育的主要内容为六艺之学。也就是说，儒与商周王朝中主管礼乐教化的官员有一定的关系，但后来文化下移，到民间去了或民间化了。
“六艺”，一般指礼、乐、射、御、书、数，又指“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庄子·天下》论及儒家曰：“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又曰：“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里，邹作陬，或作郰，指孔子的家乡陬邑。邹鲁之士指孔子与孔门弟子，尚未包括孟子。如指孔孟，则应曰“鲁邹”。搢绅，亦作缙绅、荐绅。搢，插；绅，束腰的大带。搢绅即插笏于绅。笏是记事记言的板子。古代做官的人，垂绅插笏，所以称士大夫为搢绅。上引《庄子·天下》之言的意思是：儒家君子按“仁爱”的原则施予民众、他人以恩惠，以相适宜的措施建立人事秩序，以礼仪规范约束行为，以音乐美感调和性情，总是表现出温润慈祥的状貌。邹鲁之地的士大夫多能通晓六经。《诗经》
是抒发心志的，《书经》是讲述政事的，《礼经》是告诫行为规范的，《乐经》是陶冶性情的，《易经》是分析阴阳变化的，《春秋经》是指示尊卑名分的。儒家与六经有着不解之缘。
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可知，刘歆《七略》对儒家的界定是：“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
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刘歆视诸子某家起源于某官，如儒家起源于司徒之官。据《周礼·地官》，司徒是主管教化的官。孔子以前，官师不分，政府某部门的官吏，即是与此部门有关的一门学术的传授者。周王室衰微之后，政府各部门官吏失去了职位，流落民间，成为私学之师。从刘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可知，儒家以“六经”为思想资源，以“仁义”为思想主旨，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治国平天下的大本大源，以孔子为宗师。古代儒家圣贤，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或者以事功垂诸百世，或者以言教传之千里。立德、立功、立言，是谓三不朽。《汉书·艺文志》谈到儒家之外的八家，介绍了“此其所长也”之后，接着是批评或贬抑，唯独对于儒家最为推崇，许之以“于道最为高”。这多少代表了汉代人以儒学居诸子之上的思想。
《淮南子·要略》曰：“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淮南子·俶真》高诱注曰：“儒，孔子道也。”《淮南子·要略》重在肯定儒家对周代人文建制和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挥。
总之，儒的前身已不可考，儒家的正式形成当在春秋末期的孔子时代。
儒家是继承上古时期的文化遗产与周公孔子之道，讲述六艺之学的学者和教师，活跃于民间社会，他们是社会良知的代表，以其社会理想、道德价值、人文精神鞭笞、批判现实的污浊黑暗，关心老百姓的生计、疾苦，以礼乐文明的精神滋养社会道德，纯洁人们的心灵。战国时，各国当政者都不接受儒学，视其为迂阔之学，各学派也对儒学持批判态度。儒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渗透于全社会的。
汉初，刘邦改变了打天下时对儒生的痛恨，开始亲和儒学。刘邦过鲁，“以太牢祠焉”（《史记·孔子世家》）。太牢指以牛、羊、猪三牲来祭祀，是最高等级的祭祀。刘邦原不好儒，曾羞辱儒士，把尿撒在儒帽中，然而他在战后经过鲁国去曲阜祭祀孔子，预示着统治者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化。当然，汉初六七十年间，即高、惠、文、景时期，主导思想为黄老之学，那是因为在战乱之后，民生凋敝，一定要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武帝“表彰六经”之后，儒学地位上升。在承平时期，为了治天下，统治者的目光转向儒学。由于儒家善于继承传统文化、典章制度并顺应时代加以因革损益，平易合理，使朝野都能接受。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为了长治久安，要改用文治为主，管理上路，更多以温和的方式，用制度化的方式来治理社会。特别是，儒家所强调的近世许多学者争论儒之起源问题。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认为“儒”有广狭之义和时代之别。
古儒为祝史卜巫一类术士，可以作法求雨。此广义的、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儒为“达名之儒”。
“儒”后来演变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等通晓六艺之儒，为“类名之儒”。学术范围更狭，略懂德行政教之儒，为“私名之儒”。胡适１９３４年作《说儒》，考证儒是殷民教士，被周征服之后仍在困难条件下从事治丧、相礼及其他宗教职业，如祈神、求雨、驱鬼、乐舞等等。冯友兰１９３５年发表《原儒墨》，不同意胡适的殷遗民之说，并综合王官说与职业说，认为儒是有知识有学问的专家，西周末年贵族政治崩坏之后，在官的专家或有知识的贵族，散在民间，以教书相礼为生。“后来在儒之中，有不止于教书相礼为事，而且欲以昔日之礼乐制度平治天下，又有予昔之礼乐制度以理论的根据者，此等人即后来之儒家”。郭沫若１９３７年发表《借问胡适》一文（后改名为《驳（说儒）》），否定胡适“儒是殷民教士”的观点，认为秦汉以后称术士为儒，是儒名的滥用。“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春秋时代的历史的产物，是西周制度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徐中舒１９７５年发表《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认为甲骨中的“需”字即原始的“儒”字，像沐浴濡身之形。徐文据此认为儒为殷商时代为人相礼、祭祖事神的人，是一种职业。他们在办事前要斋戒沐浴，以示敬诚。但徐中舒所据甲骨片为孤证。另请参见陈来：《说说儒》，《原道》第２辑，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４月；赵吉惠：《现代学者关于“儒”的考释与定位》，《孔子研究》１９９５年９月第３期。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
《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就有了陆贾的《新语》。这一段话很能代表汉初知识人的认识，他们促使当政者实现由乱而治，由马上到马下的转化。陆生仍是儒学特别是孟子学的传统，甚至语言都与孟子相似与相同。
仁、义、忠、恕之道及其内在的价值使社会秩序得以维系，即所谓“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足以内裕民生而外服四夷。民生问题与外族入侵的问题，是汉代政府及以后历朝历代政府特别要认真对待的两件大事。使四夷信服，当然要文武交济，但以怀柔为主，以德服人，民族和亲。所以，在先秦诸子各家学说中，唯有儒学被大汉帝国最终选定为治国平天下的统治思想，尔后直至清代莫不如此。
汉代的中央政府，特别是东汉及以后的中央政府，实际是文治政府，彼时的文官制度已相当发达，为彼时全人类、全世界所仅有。参与政治甚至参与最高政治的，都是接受过儒学教育（它基本上是一种人文教育）而又来自民间下层的知识人。汉武帝以后，儒家典籍被尊为经，而治儒业、通经术者都成为政府重要官员。“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