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来，东亚三国迎接西方的挑战，内在思想的资源仍然是儒学。睁眼看世界并鼓动学习西方的人，包括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辈和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骨子里恰恰是入世的、进取的，主张变化日新的，是关切国事民瘼、向往大同世界的儒家情结最深的人。他们的为人为学、思想与行为方式，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无一不是儒家式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恰是以儒家文化为其文化土壤的。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都以儒家《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作为引进苏俄社会主义、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铺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儒家的社会理想起着极大作用，而且儒家的人格理想、人格操守也激励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救民于水火之中，博施济众，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中国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受民众的拥戴，无不与其人格修养、人格魅力有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包含了与积淀在社会与民众中的儒家文化的诸因素的结合。新中国的制度建构与儒家社会的建构有着难舍难分的关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民本务实的思想有着内在的关联。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邓小平的易简风格等，都带有儒家色彩。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紧迫的课题，一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科学、全面、可持续地发展；二是构建和谐社会；三是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在这三方面，儒家文化资源都可以起一定的作用。儒家文化有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内在自我诸关系的讨论非常丰富，很多历史经验、治世方略、人性修养的道理需要我们用当代科学理性精神加以分析与总结，以提供今天的人们来借鉴。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进行的。
早期的，第一、二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无不具有儒家的品格。无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社会理想还是我们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儒家的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大同、民贵君轻、兼善天下、和而不同、食货、养老、恤孤等等，都是其铺垫、背景与积极的思想资源。
自中西交通以降，与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样，儒学和西学也一直处在互补互动的过程之中。１７世纪末至１８世纪末，西方大哲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都十分推崇孔子、儒学，其实康德、罗素、杜威思想中都有很多可以与儒学会通的地方。基督教与儒教也有不少可以会通之处。贺麟先生是我国西方哲学学科的一代宗师。在他生前，我曾有缘多次拜访、请益。
贺先生非常尊重儒学思想资源，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理解，对儒家的世界化与现代化，对中西会通寄予厚望。西学在中国的发展当然离不开中国文化，而儒家是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我国，真正懂得西方的社会、文化、哲学、宗教的大家，都是非常尊重本土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的。
这恰好也有助于他们更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理解西方与西学。
儒家曾不断吸取周边各民族的文化，丰富自身。少数民族不断地给中原带来了活力。反过来说，恰好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例如元代与清代，儒家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今天，儒家仍然是台湾海峡两岸民众的基本信仰与生活方式。海外几千万华人社区，仍然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的社区。
我们强调重新发掘儒家文化的精神财富，以之作为弘扬民族精神、培育时代精神的重要资源，绝非要鼓吹全面复古，全盘照搬儒家文化的整套东西，更不是试图以中国固有的传统去对抗、抵制外来的文化。儒家文化传统中的确有一些要素由于历史的发展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变成了历史的包袱；另一些要素则可能成为潜在的现代化的胚胎。因此，人们对于“儒家文化传统”本身也存在一个不断重新清理、发现、开掘、回采的过程。我们提倡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多元开放的心态，对儒家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如上所述，儒家文化中的一些因素，要放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实践、日常生活世界与全球化、现代化的视域中，以现代科学与人文思想、意识来加以考察、分析、批判，始可以转化、建设为今天的精神文明中的有益的内涵，成为今天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成分。２１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告别“西方中心论”，在现代性与根源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各文化民族重新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重新发掘自己的文化典籍与文化精神，将是未来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种发展态势，它有助于自己民族的现代化和世界化，也有助于人类文明的多层面开拓。
我们应系统地研究现代性与根源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全球化为背景，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角度全面清理儒家文化，探寻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生活的积淀及创造性转化的途径和模式，探寻多元的现代性；深入挖掘儒家文化资源对当今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培育所能贡献的思想观念，提炼儒家思想资源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理想；从文化自觉、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角度审视儒家思想，探索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浪潮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特征和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的特色，重新检视所谓“国民性”问题；系统清理传统儒家文化的礼乐文明和心性文明资源，抽绎出其中能为当代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提供养料的思想资源和能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起到积极作用的核心价值观念；为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的建构提供精神食粮；深入考察儒家价值与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社群伦理、职业伦理的关系，儒家与现代民主、权利意识、公民社会及现代政治文明的关系，儒学的终极性、宗教性与超越性问题，儒学与女性主义的对话，儒学的草根性及其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儒家文化的许多价值理想一直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中华文化可大可久的根据。传统农业社会的社会架构和政治体制已经消失，但并不意味着与之相结合过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想与行为方式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在今天，其中大量的精神财富仍然可以创造转化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宝贵助缘，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精神资源。
儒家的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周易》以“乾元”代表“天”及其“大生之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坤元”
代表“地”及其“广生之德”，“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地把这种广大悉备的生命创造精神赋予人类，因此，人有一种刚健自强、生生不已的主体精神。
孔子、曾子、孟子更是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将其归纳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弘毅自强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儒家文化不是守成的僵死的古董，而是主张常变常新、与时俱进的创造性的有机生命。儒者重“时”，孔子就被尊为“圣之时者”。儒家文化主张“因时而变”、“随时制宜”、“与时偕行”、“与日俱新”，这些都可以转化为当代中国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时代创新精神。
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乃是孔子“仁学”的精神。一方面，“仁”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它凸显了人的道德自主性。另一方面，“仁”
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的感通，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等“忠恕”之道作为主要内涵，以“仁义治天下”、“以礼治国”、“礼之用，和为贵”
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礼义仁爱原则作为处世之方。这可以推广为人与人、家与家之间的和睦之道，推广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平之道，推广为宗教与宗教、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和合之道，乃至推广为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之道。“和而不同”论承认不同，整合差异。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
传统儒家知识分子一直以天下兴亡、人民安康为己任。在儒家的济世理想中，始终洋溢着一种伟大的居安思危、忧国爱民的忧患感。这对于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都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儒家是赞同谋利的。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是针对君子修身与统治者治国来说的，而不是针对民众与社会的需要来说的。从儒家的思想来看，儒家常把治国者（君子）与一般民众区别开来。对治国者，儒家要求从严，要求他们“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故孔子说“君子喻于义”，“为政以德”。但是，对一般民众，儒家要求甚宽。儒家认为人生而有欲，人的物质欲望亦为天之所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其正当的存在理由。故儒家言“利用厚生”，言“庶”、“富”、“教”。儒家正义谋利的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而且，儒家文化所主张的“创生”“尊生”、“变通”“制宜”、“和谐”“中庸”、“诚信”“敬业”、“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等等思想和智慧也可以转化为现代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宝贵资源。儒家非常重视修身，尤其强调陶冶心灵，养育德性。儒家德目中，“诚”、“信”、“廉”、“耻”等都有深刻内涵，尤其是一系列关于官德的论述与修养工夫论，包括监察制在内，在吏治不清廉的当今，更具有其意义与价值。所有这些，都必须以现代人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法治观念、道德意识，以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精神加以引导、改造与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