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儒家公共哲学及“公德”、“正义”问题关于个体隐私与亲亲等合理之私领域的保护，最明显的即是孔子有关“亲亲互隐”的提倡与孟子的维护、发展。然而此一点颇为人所诟病。实际上，我们平情体察，孔孟有很多高于一般人的智慧，其涵盖的深意及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法律制度、民间社会的正面的深入的影响，不是肤浅地运用简单的形式逻辑与抽象的知性，加上强词夺理所能驳倒的。
荀子的礼学也有丰富的公共哲学资源。关于公正、正义，荀子有很多讨论。他提出过“公正无私”、“志爱公利”的命题（《荀子·赋》）。荀子认为，禹之所以为禹，在于他有“仁义法正”，老百姓也可以成为禹：“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在为官者执法与执政的问题上，荀子说：“故公平者，听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偏党而无经，听之僻也。”（《荀子·王制》）“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上端诚则下愿悫矣，上公正则下易直矣。”（《荀子·正论》）“政令法，举措时，听断公……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荀子·荣辱》）“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书》
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
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的差别，区分了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大小戴《礼记》和郭店楚简都有“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郭店简中“断”为“斩”）的论说，在实践上更是如此。门内以恩服为重，门外以义服为重，私恩与公义是有明确界限的。郑玄注文中有“事亲以恩为制，事君以义为制”。怎么能说儒家只讲亲情，不讲正义、公正、公德？怎么能把今天贪污腐败的根子找到儒家价值上？有关“亲亲互隐”与公私权界的问题，我们专设了下一讲。
后世儒家不断纠正法家，解构法家。商韩之法的“公”，指国家权力、帝王权力，这与孔孟之公共事务的正义指向有原则的不同。法家有功利化、工具性的趋向，为富国强兵的霸王之政治目标，牺牲人的丰富的价值乃至戕害人性与人情。商韩之法以刑赏二柄驾驭、驱使百姓，而且意在泯灭百姓私人利益，化私为公（其公即是霸主的“国家利益”）。刘宝才、王长坤认为：“儒家承认在道德原则指导下追求私利的合理性，并要求统治者制民之产、节用而爱人、与民同乐，表现了可贵的民本主义的思想。法家主张立公废私，任公不任私。为了维护公利、公义，个人应该牺牲一切。法家的这种公私观，从历史上看，对于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国家利益，削弱和限制大臣贵戚们的利益，对于当时正在进行的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具有积极意义。但法家的公私观仅仅与法治思想联系在一起，认为公与私绝对对立……一面夸大人的自私心，一面主张绝对去私立公，在两者的尖锐对立中走向绝对君主专制主义……历史实践证明，在公私观问题上儒家的理论高于法家。”
有关孔子对最卑贱的小民的关怀，要求官府首要职责在保障其辖区人民的温饱，以及庶富教的方略，罗思文（ＨｅｎｒｙＲｏｓｅｍｏｎｔ）认为，乃是具有通向作为民主理想的公共自治同样要求的特质。他还重视儒家君子品格的社会性。
罗思文肯定孟子有关杀死那些不关心民生的暴君的合法性，并将这些不顾民生之辈置于道德等级的最下层。罗思文认为，孟子，尤其荀子的《王制》有关以职业训练、公共福利和健康保险等社会事业来帮助人民，要求政府提供足够的物资和服务以接济人民，对病人、穷人、文盲、孤寡及社会福利的关怀，在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那里是找不到的，也与马基雅维里大相径庭。他说：
“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律法书》，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我们都找不到有关政府如何有义务救济老弱病残及贫民的言论。这一点非常重要。”
有人指责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学，没有人的权利的看法，只有义务的看法，这是不准确的。权利与自由等都是历史的范畴，只能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重视人的生命，维护其财产，珍视其名誉，都是人的基本权利，儒家非常强调这些基本权利。不唯宁是，孔子与孟子的公私观内蕴着深厚的公共性与公正性的思想资源。孔孟一方面以天、天道与天德为背景，其仁、义的价值与仁政学说中，充满了对民众的最基本的生存权与私利的关怀，甚至把保护老百姓的生存权、财产权、受教育权、参与政治权和防止公权力滥用，作为真正的“公”，是良好政治的主要内容，在历史上制度化为土地、赋税制度、农商政策与类似今天社会保障的养老、赈灾、救济弱者制度，以及拔擢平民子弟的教育制度与文官制度及其他制度；另一方面，也是以天、天道与天德为背景，孔孟深深体验到人性、人情的根本，护持亲情与家园，这些理念也逐步制度化为隐私权、容隐权与亲情权的保护。第三方面，孔孟强调从政者的敬业、忠诚、廉洁、信用品性等责任伦理，在君臣关系的处理上包含了区分职权、责任及相互制约的萌芽，尊重民意，强调察举以及官守与言责，不仅是公共责任意识，而且是分权制衡的初步。孔孟的人文价值理念长期浸润在中国民间社会，又不断转化为传统政治法律制度，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重要的精神资源与制度的参鉴。
属于常识性错误，至今还被不少论者奉为圭臬，成为思维定势的，还有黑格尔所谓孔子的主张只不过是俗世伦理、常识道德，罗素所谓中国伦理不注重公共义务，梁启超所谓中国传统伦理注重“私德”不注重“公德”等等。这些都需要认真地辨析。至于有的论者把“私德”说成“私欲”，则更是荒谬绝伦。儒家讲的“私”与“己”是不同的概念。
我在这里特别要说说所谓儒家文化不讲“公德”的问题。梁启超即为这种公德私德理论的始作俑者。“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吾国民之木铎，而道德所从出者也。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首先弄清梁启超究竟是如何来界说公德与私德的？其理论依据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