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结社会，这不仅仅是一种积极的贡献，还是一种具有害己副作用的自我牺牲：牺牲了自己一定的自由和欲望。因为每个人缔结社会，就必须限制、压抑和牺牲有害社会的自由和欲望。因此，任何一个人，不论具体贡献如何，都应该享有最低的起码的基本的权利。是啊，你勤劳，你能干，你脑袋大，是不是啊？你做的贡献多，我王海明蠢，我王海明懒惰，我什么也没做。但是，你的一切原本都是社会给的；而社会是我与你共同缔结的。因此，你吃好的，我总得要吃饱啊！因为要是没有我的话，要是没有社会的话，你脑袋再大，你再聪明，你也得完蛋，你能做出什么贡献呢？你死路一条啊！是不是啊？那么，我们一块缔结了社会，你脑袋大，你聪明，你做的贡献多，你花天酒地，那还不让我吃饱饭哪！我参加了社会的缔结，我容易吗？我不容易！我缔结一个家庭，还得时时向老婆汇报！我缔结了社会，我遵纪守法，一天到晚我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啊！人家说啥我得说啥，我的个性我都没了，我磨得这么圆溜，我一口饭你还不给我吃啊？我是懒惰啊，但是我也得要吃饭，因为我参加了社会的缔结，这是我因缔结社会而应得的权利！
因此，潘恩说：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股东，他享有基本权利，并不是你的恩赐，这是他应得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基本的权利叫做“人权”的缘故，因为它是根据每个人是社会的一个人、一个成员、一个股东而享有的权利。是的，人权享有的依据，乃是因为你是社会的一个人。你要是逃到深山老林，你就不享有人权了。你想一想，那些隐士，逃到深山老林的那些胡子拉碴的穴居野人，你还能拿个选票给他说：“你享有选举权，请你选举吧！”野人与隐士“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显然不应该有什么选举权，不应该有什么人权。他不应该享有人权！因为他没有做那个贡献，他没有缔结社会，他不是社会的一个人。
所以，人权作为人权，人权之为人权，不在于他是人，而是在于他是社会的一个人，在于他是社会的一个股东，他是缔结社会的一个股东，他作出了贡献。
那么，为什么人权是天赋的？难道贡献还能是天赋的？当然，贡献几乎百分百都是人为的，而不是天赋的。但是，有一种贡献却是天赋的，这就是缔结人类社会。因为缔结人类社会与缔结一个家庭不同，它是每个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地缔结的，而不是人为的。每个人缔结社会是天然的、自然的，因而它所创造的权利——人权——是天赋的：天赋人权。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是我自然而然做出来的，我也没费力气啊。我费力气了！我刚才一再讲了，缔结社会不容易，我作为社会的一员不容易啊！所以，无论从消极的方面还是从积极的方面看，缔结社会都是一种贡献，因而人权的真正的依据，仍然在于贡献：
贡献是一切权利的依据。
可是，为什么每个人不仅应该享有人权，而且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人权？
因为虽然人的才能有大小、品德有高低、贡献有多少，但在缔结、创建社会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贡献和因其所蒙受的牺牲上却完全相同——因为每个人并不是在成为总统或平民、文豪或文盲之后才来缔结、创建社会的，而是一生下来就自然地、不可选择地参加了社会的缔结、创建。而每个人一生下来显然完全同样地是结成社会的一分子、一股东，完全同样地参加了社会的缔结、创建。
就像存在主义者所说的，我们一生下来都是个“零”，是什么尚处于未定状态，直到后来才有各种各样的区别。所以人在缔结社会的时候是完全一样、完全平等的。每个人之所以不论具体贡献如何都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就是因为并且仅仅是因为每个人参与缔结社会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贡献和因此所蒙受的损失是完全相同的。
总而言之，可以得出结论说，每个人因其最基本的贡献完全平等——每个人一生下来便都同样是缔结、创建社会的一个股东——而应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完全平等地享有人权。这就是人权、基本权利完全平等原则，也就是所谓的“人权原则”。因此，“人权原则”不过是解决“人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人应该得到什么”这一问题的公正原则。进言之，人权原则是最重要的公正。
因为公正是给每个人以其所应得。每个人所应得的一切东西，其实不外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作为与其他人共同的人类社会一员所应得的东西；一方面是他作为与其他人所不同的自己所应得的东西。于是，公正便不外两大类型。
一类叫做人权原则，是给予每个人作为人所应得的行为；另一类是给予每个人作为他自己所应得的行为：前一类型的公正显然重要于后一类型的公正。因此，人权原则、给予每个人作为人所应得的行为，便是最重要的公正。而公正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道德，是社会治理的最重要道德原则。所以，人权原则便因其是最重要的公正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道德，是社会治理的最重要道德原则。
每个人应该完全平等享有人权、基本权利，似乎意味着：每个人应该不平等地享有非人权权利、非基本权利或比较高级的权利。确实，一眼看去，非基本权利的分配是应该不平等的：每个人应该根据其贡献的不平等而享有相应不平等的非基本权利。就是说，贡献大的人，享有的权利应该多，贡献少的人，享有的权利应该少。这没有问题。但是，平等之为权利分配原则意味着：任何权利分配的不平等都是不道德的。权利分配只要出现不平等，就是缺德的、不应该的、不道德的，就是恶。那么，当人们享有不平等的权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它是道德的、应该的呢？比如说，北大校长一个月的工资是５０００块钱，我王海明一个月的工资是１０００块钱。为什么我们说这是应该的、公正的、道德的呢？不是因为这种不平等，而是因为这种不平等体现了一种平等。
体现了什么平等呢？体现了一种比例平等，体现了校长的贡献与他的工资的比例，与我的贡献与自己的工资的比例完全平等。校长的贡献是５，与其工资的比例是５/５０００；我的贡献是１，与自己的工资的比例是１/１０００。
校长月工资是５０００，我的月工资是１０００，这种不平等我们说它是应该的，不是因为它不平等而是因为这种不平等是一种皮相、现象，而其实质是平等的，是一种比例平等，是权利与贡献的比例的平等。只有我们的工资（权利）与贡献的比例是完全平等的前提下，我们所享有的工资等权利的不平等才是公正的、应该的、道德的。否则，如果权利分配的不平等违背了权利与贡献的比例平等，那么，这种权利分配的不平等便是不公正、不应该、不道德的。这样，每个人享有的权利的不平等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是公正的，这个条件就是：每个人所享有的权利的不平等与其贡献的不平等的比例，是完全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