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伦理与儒家世俗伦理冲突最甚者莫过于孝亲观，针对这种冲突，牟子《理惑论》从“苟有大德，不拘于小”的观点出发做了最初的辩论，认为是否行孝道应该看其内在本质而不能只看外表的形式。沙门出家修行、布施持戒，表面上不敬其亲，有违仁孝，实际上，布施财货，国家、亲人都会获得福庇；而一旦成就佛道，“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恰恰是最大的孝。因此，佛教的出家修行生活从根本上说是并不违礼悖德的。如果说牟子《理惑论》等围绕孝亲观进行的回应与辩护，带有强烈的护法特征的话，那么宋代以后中国佛教的孝亲观则逐渐形成了护法与布道相结合，突出佛法劝世化俗、辅助王化功用的特征。宋代禅僧契嵩的《孝论》是中国佛学孝亲观的系统化。契嵩继承了儒家以孝为天经地义的观念，认为孝道是天下之大本。在戒孝关系上，契嵩还提出了“孝为戒先”、“戒为孝蕴”的观念，一方面肯定孝道是佛门戒法的世俗伦理之本，另一方面强调持戒就是行孝。契嵩还认为，儒家所理解的孝养父母只是孝行的最基本层面，更高层面的“孝”应该是认识佛教真理，帮助父母修行解脱，从这方面来说，佛教对孝更为看重。
总体而言，中国佛教伦理并没有改变印度佛教对宗教解脱的追求，在吸收融合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同时，始终将精神解脱作为自身的根本追求；中国佛教伦理继承发展了原始佛教的“四姓平等”观念和大乘佛教的慈悲思想，在肯定“人人都有佛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无情有性”观念，将平等观念推至自然万物。中国佛教伦理对大乘佛教慈悲思想的继承丰富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而中国佛教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结合的特征，在当代社会伦理建设中则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中国佛教伦理的入世思想、人本观念有助于在当代关注全球化进程中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有助于促进国际新秩序和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而中国佛教伦理中对宗教解脱的追求，作为一种终极关怀，可以帮助人们超越对世俗名利的执着，促进人自身的精神和谐和社会和谐。其平等慈悲观念则对于当今世界缓和社会矛盾和等级差别，巩固和平，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态平衡，实施环境保护，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第三，中国佛学具有关注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
印度佛教本是强调出世解脱的宗教，其根本宗旨是把人从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其立论的基点是对人生所作的“一切皆苦”的价值判断。但佛教的终极理想，仍然是为了追求永超苦海的极乐，其“自作自受”的业报轮回的说教中更透露出了企求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人生永恒幸福的积极意义，虽然这种积极意义在印度佛教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氛围中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得到了充分的拓展。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其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的人文精神。中国众多的思想或学派，具体观点虽然各异，但从根本上说，其出发点与归宿大都是“人”，其思想的核心也大都是“人”的问题，重视现世现生成为各家的共同特点，只是在对人的价值取向上和在人的实现途径等问题上所持的见解各有不同而已。中国文化重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对外来的佛教有深刻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所经历的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正是在继承佛陀创教根本精神（即帮助人觉悟解脱）的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视现实社会人生的氛围中，将佛教中蕴含的却又在印度佛教中未充分发展的对人及人生的关注与肯定作了充分的发挥，并以其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看法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缺憾或不足，不但为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发展并融入华夏传统文化提供了契机与可能，而且使中国佛教得以最终跻身于中国文化的重要行列，最终与儒、道等思想文化融合互补而在现实的社会人生中分别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外来佛教在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熏陶下日益获得了现实性的品格而由出世转向了入世，更多地面向了社会人生。隋唐时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和中国佛教文化的鼎盛。在隋唐佛教诸宗派中，禅宗是中国化最为典型、也是对现实的人及人生给予最多关注的一个宗派。禅宗一方面破除对佛祖等外在权威的迷信和崇拜，强调每个人的自性自度，另一方面又将解脱理想融化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之中，把修道求佛的修行贯穿在平常的穿衣吃饭之间，主张直指人心、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强调凡圣平等、人佛无异和自然任运、自在解脱。禅宗以人性解佛性，把抽象神圣的佛性拉向人们当下本善的智慧心，其所说的自心自性，既是指宇宙本体或精神，也是对“自家生命”或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它所说的“修行”实际上就是人的自然生活本身，而它所说的“佛”，实际上也是指那种内外无着、来去自由的解脱了的“人”。在肯定人、人性和人的生活的基础上，中国佛教进一步强调了“出世不离入世”，反对离开现实的社会人生去追求出世的解脱。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宋明以后，“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舍人道无以立佛法”等更成为中国佛教界的普遍共识。
主张“出世”的佛教在中国转向了“入世”而最终面向人生。
中国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倾向，从佛教自身的发展来说，是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大乘佛教的“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等思想为佛法与世间法的沟通提供了可能，而中国佛教则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国佛教所倡导的“出世不离入世”实际上也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表现。
中国佛教特有的人文精神，既弥补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人的生死等问题关注不够，并提供了以彼岸世界的超越眼光来审视现实社会人生的特殊视角，也使佛教中有价值的东西在中国社会中更好地发挥出来，起着传统儒、道等思想有时无法起的作用。例如，儒家肯定自我和入世的倾向，主要是从道德论上肯定每一个人为善去恶的内在根据和在社会关系中实现自我的必要选择，道家则更多的是从自然论上肯定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和本性自由；而中国佛教则以主体的“自作自受”和人生的“三世”轮回等进一步丰富了传统的人生论。许多中国人信奉佛教并不是因为想永远摆脱人生，而是为了追求“来世”的人生幸福或此生此世的安康，或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精神上的超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世”的佛教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形成的“入世”品格对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所发生的实际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的正负作用，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以上种种中国佛教的特点及其精神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内在的根据主要有佛教“应病与药”、“随机设教”的方便法门等，其突出的外因则有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王权政治力量的强大、宗法伦理影响的深远和思想文化的现实主义、人文主义精神等。正是诸多的内因与外缘，促成了中国佛教的独特发展。
在以下诸讲中，为了能更好地探析中国佛学的精神，我们将先溯中国佛学精神的印度文化之源，再探中国佛学精神的中土文化之根，然后，简要地梳理中国佛学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从第五讲开始，比较集中地分别介绍代表中国佛学最主要内容的性具实相说、诸法性空论、法相唯识学、法界缘起论、修心见性论。最后，再对中国佛学精神中最具代表性的圆融精神、伦理精神和人文精神分别予以进一步的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