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足石刻——三教圆融的典范中国佛教的三教融合思想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一致论，到隋唐时期的三教融合论，再到宋代以后的三教合一论三个发展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对传统儒、道思想以依附、迎合为主，在三教关系上，注重从三家学说均有助于王道教化的角度论证三教的一致，如东汉末魏初的《牟子理惑论》。隋唐时期受统治者三教政策影响，儒道佛三教逐渐形成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均提倡三教归一、三教融合。佛教思想家如神清、宗密等在吸收融合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教融合、三教一致的观点。入宋以后，由于佛教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方法为儒家所吸收，其自身的发展则日趋式微，因而在理论上更强调与儒、道的融合，宣扬三教一致论，特别是加强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中国佛教的判教思想关注的是佛教内部不同经典和不同学说的判释与融合。总体而言，中国佛教的判教思想是将不同经典、不同学派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判释的目的，是将其组织、会通为一个互不矛盾、相互融通的有机整体，体现了中国佛教在对待不同思想学说时的态度和理论思维上的圆融精神。一般而言，南北朝佛教判教思想偏重于以“时”判教，即从不同经典出现的时间来进行教判，如慧观的“五时判教”。而隋唐佛教判教思想则注重以“理”判教，即从不同经典学说的“义理”来判教。如华严宗法藏“五教十宗”的判教思想即是从义理出发，将佛教理论的发展视作一个从小到大、由始至终、由渐而顿、由偏到圆的逻辑发展过程。
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还体现在中国佛教理论对不同思想学说的融通当中。这在魏晋南北朝佛学理论当中即有体现。东晋慧远的因果报应论即融合了印度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观念；而僧肇佛学在正确阐发印度佛教般若中观学说的同时，也吸收融合了老庄玄学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主题。隋唐宗派的佛学理论是建立在对佛教不同思想学说的融通基础上的，其思想学说中体现出的圆融精神更为明显。在隋唐宗派佛学中，天台宗佛学理论的圆融特征最为突出。如天台宗针对南北朝时期北方重禅法、南方重义理的不同倾向，提倡止观并重，调和南北学风；其“三谛圆融”的思想强调于一念心中将空、假、中三谛圆融统一，又通过“一念无明法性心”这一核心命题，将无明缘起与缘起性空观念结合起来，体现了理论思维的创造性和圆融性。
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同时也使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日益凸显出来。文化的多元并存、协调发展成为时代文化发展的需要。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特别是其判教思想中体现出的对不同文化、不同思想学说的包容、吸收和容纳的态度，在今天多元文化并存的态势下，对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包容、协调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第二，中国佛学具有融合宗教出世伦理与儒家世俗伦理的伦理精神。
中国佛教伦理思想是在印度佛教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佛教的根本追求是人生痛苦的解脱，其伦理观念首先是围绕这一根本追求展开的，佛教伦理首先是一种宗教伦理。佛教伦理同时也具有以宗教伦理融摄世俗伦理、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相结合的特征，佛教伦理的这一特征在以儒家为重要代表的中国文化氛围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也为中国佛教伦理融合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提供了理论前提。同时，大乘佛教平等慈悲、自利利他的伦理原则也对中国佛教的伦理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传统儒家伦理是适应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结构、为维护宗法等级秩序而形成的；传统儒家伦理主要是一种世俗伦理，关注的是宗法社会秩序的维护和世俗伦常的确立；传统儒家伦理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儒家伦理对“孝亲”的推重与传统宗法社会的血缘特性有本质的关联。讲求出世解脱的佛教伦理与强调经世致用的儒家伦理有根本的不同，因而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始，便与传统儒家伦理存在着矛盾与冲突。特别是佛教出家弃俗的修行方式、毁服剃发的生活习俗、不拜父母和王者的处世态度等，与传统儒家伦理观念冲突尤甚。儒家常以佛教不合传统礼教等为由，激烈地排斥佛教。
面对传统儒家的排斥和批判，中国佛教主要采取了妥协、调和的态度，一方面竭力论证自身伦理思想与中土伦理观念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在自身思想体系范围内自觉吸收融合儒家世俗伦理观念。中国佛教伦理对传统儒家伦理的吸收融合，大体上遵循这样的模式：一是立足佛教自身的宗教解脱的追求；二是顺应世俗伦理，将宗教解脱的追求落实于现实的伦常实践中，将现实的道德伦理实践作为宗教解脱的前提和条件。中国佛教融合宗教出世伦理与儒家世俗伦理的特征在其善恶观、戒律观、修行观和孝亲观中均有具体的体现。
善恶观方面，印度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对中国佛教伦理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比较完整、系统阐述佛教业报轮回思想的是东晋名僧慧远。慧远的善恶报应论带有融合佛教因果轮回说与传统善恶报应思想的特征，其思想受传统报应论中的灵魂说、善恶报应说影响很大。隋唐宗派佛学在善恶观上一般均将世间善恶观与出世间善恶观相融合。如天台宗的“性具善恶”说一方面肯定人性本具善恶，另一方面又从般若空观思想出发，强调善恶本身的虚假不实，要求人们通过修习止观以证悟涅盘解脱境界。禅宗在肯定顺应世俗善恶观念的同时，也强调在宗教修行目标上超越世俗道德伦理层面，追求心灵的解脱。
戒律观方面，中国佛教戒律观重视大乘菩萨戒，隋唐时期，大乘菩萨戒非常盛行。道宣律宗强调《四分律》分通大乘，天台、唯识、华严、禅等宗派佛学均主菩萨戒，在戒体上“以心为戒体”，这突出地体现在天台宗的“性具发显戒体说”和禅宗的“无相戒体说”中，表现了中国佛教“戒心为本”的主导倾向。此外，惠能还将心性的明净与现实生活中德行的平正结合起来，把世俗伦理的道德规范融摄到戒法中，以佛教心性的自觉、自律融摄道德伦理的自觉、自律，体现了中国佛教伦理融摄传统儒家伦理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