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为“自然”的一切都是道的产物；但是，道生万物之后，道在万物之上找到了自己的存在。因此，只有反过来以“自然”为效法对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
道对万物既然是“生而不有”，那么道与万物的关系，除了发生学（本体）上的先后以外，在共时性上，是彼此相依的，好比规律与事物总是不可分离。卢育三解释“道法自然”时认为：“这里的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自己如此的意思。
道本身无所作为，无所造作，顺应万物之自然，万物怎样，道亦怎样。正因为如此，道才能生长发育万物。”老子的“自然”观开创了道家乃至后世思想家思索天人关系的一个独特视角，维护“自然”，崇尚无为，反对人为（有为），顺应自然而为便是无为。庄子学派强烈地反对人类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万物，以至于干预万物。在他们的观念中，“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人为是对天然的破坏，这是他们所竭力反对的，于是他们呼吁“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
在庄子学派看来，只有无为才能活出人的尊严：“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庄子·在宥》）天道自然，无为而尊；人道有为，身心俱累。只有以人合天，即无为，才能获得无穷的快乐，即“天乐”，此时人生当处于最圆满的和谐状态：“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故知天乐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责。”能与天同乐的人，当是与天地万物相和谐的人，他们活得洒脱自在，无忧无虑。
《淮南子·泰族训》也认为一切自然现象的变化，便是道运动变化的表征，是自然而然的，作者说：“非有为也，正其道而物自然。”王充在《论衡》中的《自然》等篇中也着力阐发道家“天道自然无为”的命题。他指出：“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论衡·自然》）在魏晋玄学中，自然无为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发挥。王弼在《老子注·第五章注》中说：“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
郭象在《庄子·齐物论注》中也说：“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故物各自身，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天道自然，故万物自生自造。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对道家自然观多有肯定和发挥，且对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的缺点有所纠正。他说：“天地之化，无非自然。”（《庄子解·天运》）又说：
“天者，自然之化。人者，因功趣差等而达权者也。”（《庄子解·秋水》）强调人有“达权”之能可以为“天地之心”（《周易外传·复》），亦即人成为自然的主人。
自然是无为的最好表征，无为是自然的必定要求。清静无为是道家的重要行为法则。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道家的无为显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蕴藏大为的无为。因为老子之道讲究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无为就是不违反本性，不违背内在规律，顺势而趋，形似无为，实则达无不为之良效，因此有道者法无为，即“为无为”，从而达到“无不治”的功效。《老子》第六十四章说，“圣人无为故无败”，因为他“居无为之事”同于“为无为”，从而享受“无为之益”。
道本身是自本自根、自足圆满的，道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需要依赖于其他东西而存在。《庄子·知北游》说：“无为者，无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法自然就应行无为，这反映出道家对常道的遵循，因为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不受道的制约，它们都有内在的规律，各事物都为各自具体的道所制约，自觉地遵循道就能获得逍遥自由，这是因为道（规律）自身都在不停地运动着，只有为无为，即辅自然，才能有“不行而知，不为而成”的效果，以最少的行为获得最大的成功。
无为是道家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时所采用的态度与方式。它是为人处世的指导思想，既是过程、当下，又是未来、永恒。前者具有工具价值，后者具有目的价值，老子统称之“无为无不为”。
葛荣晋认为“老子所谓无为有两层含义：一是工具价值，即把无为作为达到治身、治国和治天下的工具和手段；二是目标价值，即把无为作为人生的理想追求目标，无为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是道家的最高人生价值理想。为是目的，无为是手段，无不治则是为不为的结果。无为是无不为，是最大之为，绝对之为。”在道家的视野中，无为应当无处不在。并且，无为的过程，恰恰是人们无不为的条件。《庄子·庚桑楚》称，“出为无为，则为出于无为”。这是说，在无为的情况下作为，那么作为是出于无为。无为是一种为，只不过是无为之为。
无为是克服“异化”的重要方法。异化通常指人的行为导致对自身生活境遇的逼迫，是对“无为”的破坏。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异化是一种“有为”的恶果，也可以说，是缺乏对对象的正确认识和理性把握，从而使包括科技活动在内的一切行为未能与自然、社会和个人相协调，而表现为抵牾。道家认为人或万物乃至社会都应当无所束缚地存在，一事物的存在不以伤害另一事物的存在为前提，这才是最为理想的状态，即道的境界。道家认为实现或维护这种正常状态的方法，即克服异化的方法，便是“无为”。“无为”的表述用《老子》第六十四章的话即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在这里，“为”是在自然范围内作为，违背自然是妄为，合乎自然地为是无为。无为的佳境是《庄子·齐物论》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道家认为把握天地万物的程式应当是如《庄子·大宗师》所谓的“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即在思想心态上无为而成为一个真人，然后才有可能获得真知。
道家的“为”实质是以无为的方式“为”。“为”是实质，无为是方法。其精神实质体现在求索世界本质与规律方面，要求认知主体能够把握自己，养成以道观物的客观态度，采用以否定求肯定的方法，在实践中讲究以“损”求“益”，即在“忘我”中，抛弃各种先入之见，从而能够客观地认识事物，进而把种种认识都当成持续认知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样才能不断地趋近对事物本质的真理性认识。
在实现社会和平安宁方面，道家的“无为”理论主要是从教育统治者方面着手来建构的，因为社会治乱的关键在于统治者。总的要求是“爱国治民，能无为乎？”（《老子》第十章）无为，主要是言传身教。
《老子》第二章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关于这种看法，《老子》第三章说得更为明确：“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而《庄子·在宥》也说：“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很明显，无为是一种处事方式。“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庄子·在宥》）圣人要做到百姓无知、无欲，从而消除纷争，就需要从物质方面充分保证百姓的生活，做到百姓能够“安其居、美其服、甘其食”（《老子》第八十章）；再者，从精神方面做到“愚人之心” （《老子》第二十章）。这里的愚不是愚蠢，而是愚朴，是无利害之心存于心中。
所以，老子提出震古烁今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第六十五章）的治国方法。愚民并不是使百姓愚蠢，而是使民心纯朴。并且，统治者本身也应该是“无私”的，与百姓一样愚朴，即“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只有心怀百姓，才能“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得到百姓的爱戴，产生“太上，不知有之”的理想社会状态。在这种社会里，统治者与百姓的关系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在道家看来，“无为”是帝王治天下的行为方式。
《庄子·天道》说：“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贵夫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庄子后学同黄老道家一样强调君臣行为方式应当不一样：君无为，而臣有为。此两者不可相混，相混则国乱。
道家还强调无为以治身。严君平《老子指归·出生入死篇》指出：“夫立则遗其身，坐则忘其心。澹如赤子，泊如无形。不视不听，不为不言，变化消息，动静无常。与道俯仰，与德浮沉，与神合体，与和屈伸。不贱为物，不贵为人，与王侯异利，与万姓殊患。死生为一，故不别存亡。此治身之无为也。”无为在养生方面，主要是通过养神来影响形体。
因为无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本身是由人的思想意识指导的，也只有在“神”上实现无为，才能与身体无所违。人的精神应当“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这才合乎《庄子·刻意》所讲的“养神之道”。
（二）贵柔主静
《中庸》借孔子之口阐述南方与北方对“强”的理解差异：南方之强是“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北方之强是“衽金革，死而不厌”。学界通常认为南方的早期道家知强守柔之教以治身，北方儒家推行仁义以治国，两家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
道家更倾向于个体生命自由，儒家更倾向于社会责任意识。其实，老庄道家对“柔”（弱）与“强”（刚）的辩证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老子》第五十二章提出“守柔曰强”的观点。老子认为能守柔才是真正的强者，而“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的“强”并不是真正的强，是没有生命活力、不能持续发展的刚强。以人来说，出生的时候是柔弱的，而死的时候却是坚硬的。小草春天发芽时是柔脆的，冬天凋零时是枯槁的。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其道理是共同的，《老子》第三十六章称此为“柔弱胜刚强”。道家所以崇尚“水”，乃是因为水性柔弱，但却能推动巨石，是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老子》第四十三章）。在道家看来，刚强是不能持久的，“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庄子·天下》）。
只有柔强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柔强即是韬光养晦，以静制动，宁静致远。可见，贵柔主静的精神气质在于理性地认清形势，冷静地控制自己，坚忍待时。宋代李昌龄在注《太上感应篇》中“刚强不仁”时着重陈述道家柔刚之义，他说：“太上所戒之刚，乃刚强之刚。忿然常见乎外，小人之刚也，凌人暴物，焉得仁哉。故以不仁。”
老子将为人处事之柔、静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老子》第八章）这就叫做“七善”原则。
第一，善地意味着处下，所以《老子》第三十九章发挥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只有懂得处下的人最终才能处于上，亦即提升而高贵。用人也是如此，《老子》第六十八章说“善用人者为之下”，礼贤下士，方可得道多助。第二，心如渊之静与深，体现在善于容纳不同意见，也善于涵养自己，不断克服“自是”、“自见”、“自矜”、“自伐”、“自贵”，当然还要“自知”，求知。《吕氏春秋·似顺论》发挥老子的精神，指出“知不知上矣。过者之患，不知而自以为知”。
第三，人际关系要“善仁”，即要“慈”，也就是要有爱心。爱心是种无形的力量，《老子》第六十七章认为“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可见，“慈”确实是成就自己的法宝。《老子》第八十一章还说过：“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心胸宽广的人不断地成人之美，不与人争利，从而赢得了人心。魏源就看出这一点，他说：“圣人处柔处下，本以先人而后其身也，而人愈贵之；寡欲无求，本以利人而外其身也，而人愈不害之。”第四，言语要特别谨慎，要讲究信实，也就是要“贵言”、“希言”，努力做到《老子》第七十章所讲的“言有宗，事有君”的慎言。人与人之间应当以信取信，所以《老子》第四十九章强调：“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只有自己讲信，才能赢得别人的信。第五，正当的事要善于处理，其精神是“为无为”，要走正道，不可投机取巧。第六，事情要善于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其关键是以不争成就其“天下莫能与之争”之功效，凡事不显山露水，坚定不拔地为自己的目标而奋斗，而不贪小利、图安逸，以至于功败垂成。第七，行动要注意抓住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黄帝四经·十大经·观》所说的“圣人不巧，时反是守”正是此意。总之，在道家看来，柔是强的内核，有其柔，强才是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