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指出，“我所具有的原创性观点，实际上并非产生于一种有序的推理过程之中。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下述这样一种论点的坚定不移的反对者，即所有思维都发生在语词之中，或者一般而言发生在语言之中。我能够肯定地说，远在我能用语词表达出来之前，我常常是已然意识到了解决一个问题的答案——亦即意识到了我‘理解’（ｓｅｅｉｎｇ）了它。的确，一种视觉想象，亦即一种符号性抽象模式而不是反映性图景，很可能比语词在我的思想过程中起着更大的作用”。爱因斯坦也有大体如斯的说法。
对模式进行认识，乃是哈耶克所有工作的核心。它也许就是一种智力攀登活动，而这种攀登则是植根于他的血液和骨子里的。
我在早年所考虑的问题，是纯粹实践性质的，只想找到一个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而未能完全意识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还需要一种理论。我正在探求一种理论，但我却还不知道理论究竟是什么东西。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哈耶克把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Ｗｉｅｓｅｒ为他所写的一封推荐信提交给了当时任ｔｈｅ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这是一个不同于美国的同名组织的官方机构）财政顾问的米塞斯（ＬｕｄｗｉｇｖｏｎＭｉｓｅｓ）。米塞斯在一个被称为“审计局”（Ａｂｒｅｃｈｎｕｎｇｓａｍｔ）的临时机构中为哈耶克找到了一个职位，而米塞斯则是该机构的几个负责人之一。这个机构从事清理因战争而搁置的债务问题。哈耶克在法语和意大利语方面的知识以及他后来所获得的英语知识，再加上他的法律和经济知识，使他有资格获得一个收入相对更丰厚的工作。但是，这个职位对于哈耶克的主要吸引力，乃在于能同米塞斯建立良好的关系。
米塞斯因其在１９１２年出版的关于货币理论的着作而被尊为经济学家。哈耶克声称，对于他本人所出生的阶层而言，战后在德奥发生的大通货膨胀要比战争本身具有更大的破坏力，而在此一大通货膨胀期间，米塞斯很可能是德语世界中唯一理解当时情势的人。
１９２２年，米塞斯出版了他批判社会主义的巨着，这部着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提供了基础。米塞斯的论辩集中在自由调整价格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体制中所具有的作用。价格调整反映了相对稀缺产品的变化，它们用信号通知决策者以改变他们的资源配置。没有自由调整的价格，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无从实现。米塞斯的论辩最终使哈耶克否弃了他此前已然接受的费边主义倾向。
哈耶克对经济学的热情，最早源出于他阅读门格尔（ＣａｒｌＭｅｎｇｅｒ）所撰写的《经济学原理》（Ｇｒｕｎｄｓａｔｚｅ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ｌｅｈｒｅ）这部着作。这部着作出版于１８７１年，对后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门格尔因最早（同Ｊｅｖｏｎｓ和Ｗａｌｒａｓ一起）把边际效用概念引入经济学而着称于世。更为重要的是，门格尔的效用概念乃是以对价值概念的分析为基础的，而这种概念反对古典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按照门格尔的观点，价值并不是任何商品或努力（ｅｆｆｏｒｔ）的内在属性或实质。土地、劳动或黄金都没有内在价值，只有这些要素的使用价值；而这种使用价值只能在与其他可能的用途的关系中加以确定。这种关系因情势不同而不同，而且还因人而异。只有个人自己才会知道他所准备放弃或替代者，以图获得另一种要素的用途——亦即另一种要素的价值。
价值必须植根于一系列关系——另类选择或替代——之中的要求，对于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根本要求。在奥地利的资本理论中，生产系统的长度或复杂性乃是应对价格的变化或利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价格和利率作为对投资的指导的作用便具有了关键的意义。
价值的主观性质，从而也是不确定的性质，使那些较具实证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大为恼火，因为他们在没有一个固定的计量基础的情形下就会感到不舒服。美国的经济学家当时正在试图表明，人们尚未达到计量的极限。哈耶克抓住去美国纽约做研究助理的机会，到美国去看一看。到１９２３年３月，哈耶克已经为到美国访学的旅费攒了足够的钱。
纽约与商业循环
在生命的暮年回首往事时，哈耶克觉得他在一个发现或机会引发出另一个发现或机会的方面极为幸运。只是１９２３年他令人惊诧地决定去纽约旅行这件事，太不寻常，也与他的性格不相符合，以至于他本人都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件事。在此次旅途中，他甚至蓄留了络腮胡子。显而易见，从那次访问中所得到的东西并不全是他所期望发现的。
他在纽约的公立图书馆中花费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而给他的第一个惊讶则来自他所阅读到的美国人关于这次大战的报道和分析。美国报刊对这次战争的报道是准确的，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奥地利的报道未能揭示的真相。关于这次战争进程的事实，奥地利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蒙在鼓里。因此，我们可以把哈耶克对政府的行动和动机所表现出来的怀疑主义，追溯到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
随后他正式在纽约大学注册就读，并着手撰写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一直没有完成），该论文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货币功能是否与人为稳定购买力相一致”？其间，他听了ＴｈｏｒｓｔｅｉｎＶｅｂｌｅｎ开设的一门讲座，但是他认为他们之间除了都患有疟疾这一点以外而别无其他任何共同之处。他所感兴趣的乃是在统计分析经济时间序列方面新发展出来的技术，以及人们在当时讨论的这样一个论题，即一个经济的物价水平能够通过由中央银行实施的金融控制（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ｃｏｎｔｒｏｌ）而实现稳定。后一论题的讨论，促使人们对联邦储备体系和美国金融政策进行了研究；而前一种技术的发展，则在他一回到维也纳时便促使形成了一种新的职业。
在ＷｅｓｌｅｙＣｌａｉｒＭｉｔｃｈｅｌｌ领导下而在美国发展起来的统计方法，以其在数学技术上的复杂化而着称（而这是当时的欧洲经济学家所不知道的），同时也以不需任何解释理论而闻名。Ｍｉｔｃｈｅｌｌ反对任何带有抽象性质的分析，并且接受了那种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德国历史学派的实用论的制度主义研究方法，而这恰恰是米塞斯所谴责和批判的那种方法。
美国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就是探寻事实。美国经济一直遭到难以防阻和／或难以解释的经济繁荣期和萧条期循环出现的厄运，而不论美国的经济学家发现了多少事实。当时的美国经济正处在后来被证明是这种周期中最具灾难性的繁荣阶段。Ｍｉｔｃｈｅｌｌ在１９１３年出版了他关于经济周期的不朽着作并在纽约创建了“国家经济研究局”（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此后，哈耶克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听了他所开设的讲座。
美国人力图比较某些时期的相似经济变化（例如玉米价格或棉花价格的变化）的努力，乃是建立在经济原因和结果中存在着历史常规性这个假说基础之上的。实用主义方法试图否认建立一种经济变化因果理论或假设在认识论上的必要性，但是，在缺失了这种认识论方面的必要性的情形下，事实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就无法为人们所认识。一言以蔽之，也就是没有办法区分原因和结果。
哈耶克对这种实用主义方法的回应，并不是否认美国人的统计调查在揭示某些常规性方面的可能性，而是发展一种可以解释这些常规性的理论。他在回到奥地利以后，撰写了两篇重要的论文：《货币价值中时际间的价格均衡和运动》（“Ｄａｓｉｎｔｅｒ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ｅＧｌｅｉｃｈｇｅｗｉｃｈｔｓ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ｐｒｅｉｓｅｕｎｄｄｉｅ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Ｇｅｌｄｗｅｒｔｅｓ，”１９２８）和《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理论》（“Ｇｅｌ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ｕｎｄｋｏｎｊｕｎｋｔｕｒｔｈｅｏｒｉｅ，”１９３３）。后一篇论文意在劝说德语世界的经济学家对工业波动的金融原因进行考虑，而不是对他们所相信的在某些地方（即事物的本质中）必须被发现的“真正”原因进行探究。
然而，美国研究进路中的这种实用主义并没有掩盖其统计研究的真正目的，它就是要找到一种办法以调查的方式控制经济事务。只是到了很晚的时候，哈耶克在第一次听到Ｍｉｔｃｈｅｌｌ于其讲座中明确宣称的立场时，才充分理解了这种立场的危险假说所具有的强大的冲击力。哈耶克后来把它称之为“建构主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所谓建构主义乃是指，既然是人自身创造了社会和文明的制度，那么他也就必定能够随意改变它们以满足他的欲求或愿望。
当时，哈耶克获得了一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给予的第一批资助，而这笔资助能使他延长在美国的驻留期，但是他只是在１９２４年春天乘船返回维也纳时才收到这份给予资助的通知，而这恰恰是哈耶克的幸运所在。他又回到“审计局”继续他的工作，参与了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ｐｒｉｖａｔｓｅｍｉｎａｒ），并与米塞斯就他在美国学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展开了讨论。米塞斯开始为建立一个旨在对商业周期进行研究的机构寻求资金保障，到１９２７年１月，他们最终建立了以哈耶克为所长兼研究人员的“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Ｋｏｎｊｕｎｋｔｕｒ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在最初的几年中，这个研究所的大多数报告都出自于哈耶克一人之手。
这一职务并没有阻碍他在学术论着方面的撰写工作，但留给他的时间确实很少。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了对货币理论历史的彻底研究（由于后来的种种情况，这些研究文字直到１９９１年才被译成英文在他的全集第三卷中发表）。
此项研究的一个不可预见的好处，就是哈耶克从中获得了英国货币理论与实践的详尽知识，而这为他此后在伦敦取得教授职位打下了基础。
哈耶克所进行的另一项有关美国人观点的研究工作，产生了一个甚至更无法预想的结果。在美国，当时广泛盛行的乃是Ｆｏｓｔｅｒ和Ｃａｔｃｈｉｎｇｓ的建议，哈耶克将这些观点描述为有关经济周期的“低消费”理论的变异观点。在维也纳，哈耶克在其题为Ｐｒｉｖａｔｄｏｚｅｎｔ的最初讲座中抨击了这些理论。他当时出版的论文“Ｇｉｂｔｅｓｅｉｎｅｎｗｉｄｅｒｓｉｎｎｄｅｓｓｐａｒｅｎｓ？”（１９２９）（后译成英文叫作《储蓄的悖论》，“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ｆＳａｖｉｎｇ”）引起了ＬｉｏｎｅｌＲｏｂｂｉｎｓ（后来被封为“勋爵”）的关注，后来他邀请哈耶克前往伦敦经济学院就此做了一系列讲座。哈耶克的讲座非常成功，也因此与Ｒｏｂｂｉｎｓ形成了极为紧密的伙伴关系，而这一切使哈耶克得以长期留在伦敦，此后他成了伦敦经济学院的Ｔｏｏｋｅ讲座教授。关于他在这２０年的学术生活，他已在饶有趣味的回忆录中进行了描述：《从维也纳看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经济学》（全集第４卷）和《从伦敦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经济学》（全集第９卷）。
英格兰、伦敦经济学院和凯恩斯
哈耶克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我认为是本世纪经济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最令人鼓舞的时期。在１９３１年（亦即我去伦敦的那年）到１９３６或１９３７年间的这些岁月中，在我看来，标志着经济学理论历史中的一个高潮，它不仅意味着一个时期的结束，而且还标示着一个崭新的极为不同的时期的开始”。１９３６年，哈耶克在伦敦经济俱乐部发表主席就职演讲，这一演讲在次年以《经济学与知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为题作为论文发表。也是在１９３６年，凯恩斯（ＪｏｈｎＭａｙｎａｒｄＫｅｙｎｅｓ）出版了他的名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ｎｄＭｏｎｅｙ）。
无视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剧变，我们就无从理解经济理论中的这种变化所具有的冲击力。但是，即使对这个时期的历史进行粗略的描述，也不是这篇导论所能及的。如果对于我们来讲，欲理解我们的世界在本世纪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是极为困难的，那么对于那些经历过这些伟大变革的人们来讲，要理解它们的重要性就更加困难了。
１９世纪的历史乃是大英帝国的辉煌历史，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的辉煌历史；然而这种辉煌却为当下的人们完全遗忘了，只是在英国的历史年鉴中有所记载。作为一个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大国，它曾经具有全面的支配力，因此，古典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大英帝国的经济学。
第一次大战严重削弱了大英帝国的财政基础。为了战争的需要而大量挪用资金和货币储备的做法，从经济学理论所能解释的交易关系的角度来看实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在经济学词典中，根本就没有“不可抗力”（ｆｏｒｃｅｍａｊｅｕｒｅ）这个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