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三卷“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中极富洞见力地指出了非西方社会从西方国家移植民主制度的前提性问题，即非西方国家在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时候必须关注支撑这一制度的很可能未形诸文字的相应传统和信念。我个人认为，哈耶克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辩，不仅涉及民主制度，而且也可以同样适用于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司法制度等，因此，他的这一论辩对于一直在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后来建构的现代制度间繁复关系的中国论者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哈耶克明确指出，“正是这些传统和信念，在那些较为幸运的国家中始终构成了它们的宪法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尽管这些传统和信念并没有明确陈述出宪法所预设的全部内容，甚或还没有形诸于文字。当然，新兴国家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甚至连一个与欧洲国家长期信奉的法治理想略具相似的传统都没有；据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新兴国家实际上只是从欧洲国家那里移植了民主制度而已，但是它们却没有这些民主制度所预设的信念和观念作为它们的坚实支撑”。
哈耶克紧接着告诫我们，“如果我们不想让移植民主制度的种种尝试归于失败，那么我们在建构这种新的民主制度的时候，就必须对大多数作为这些制度之基础的未形诸文字的传统和信念给出详尽的阐释，因为在成功的民主制度中，正是这些传统和信念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制约了人们对多数权力的滥用。当然，大多数移植民主制度的尝试已告失败的事实，并不能够证明民主这个基本观念不具有现实适用性，而只能够证明这样一个问题，即那些在西方国家曾一度运行大体良好的特定制度乃是以人们默会地接受某些其他原则这个预设为基础的──这就是说，在西方国家中，这些为人们以默会方式承认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人们的遵循；因此，在那些尚未认识到这些原则的国度里，人们就必须把这些默会性原则作为宪法的一部分明确写进成文宪法之中，就像把其他的原则写进宪法一样。我们没有权利声称，在我们这里行之有效的特定的民主制度，在其他的地方也必定会行之有效，因为经验似乎表明，这些民主制度在其他地方并不奏效。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做这样的追问，即西方代议制度以默会方式预设的那些观念，究竟如何才能够被明确地纳入到这类成文宪法之中呢？”
最后，我想征引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全三卷）“跋文：人类价值的三个渊源”中所阐发的一个支配着其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建构过程的核心观点来结束本文：“人不是而且也永远不会是他自己命运的主宰：因为人的理性乃是通过把他引向他可以习知新东西的未知且未可预见的境况之中的方式而持续不断地取得进步的。”
哈耶克与他的世纪——《哈耶克论哈耶克》导论
ＳｔｅｐｈｅｎＫｒｅｓｇｅ着邓正来 译
Ｆ·Ａ·哈耶克于１８９９年５月８日出生于当时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家族，于１９９２年３月２３日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失去对东欧统治以后重获统一不久的德国Ｂｒｅｉｓｇａｎ的弗赖堡城去世。
苏联式和东欧式社会主义的崩溃证明了哈耶克毕生工作的正确性。他的那本为世人所知的《通往奴役之路》（ＴｈｅＲｏａｄｔｏＳｅｒｆｄｏｍ）论着在重新确立那些使废除集权式政制成为可能的政治经济理想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然，大黄蜂导弹、摇滚音乐和蓝色牛仔服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更为明显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减损哈耶克的任何影响，因为他在促使我们认识到价值乃是沿着不可预测的道路发生变化的方面，实是任何他人所无法比拟的。
如果把哈耶克所经历的这近１００年岁月，像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冠之于“美国世纪”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奥地利世纪；因为从大体上来讲，近１００年乃是维也纳和中欧在知识和文化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世纪，同时也是世界其他各地被迫对来自维也纳和中欧的知识文化冲击做出回应的世纪。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８日，Ｆｒａｎｚ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夫妇在萨拉热窝的遇刺事件，引发了一场以暴力方式对历史进程进行重新安排的运动（即第一次世界大战）。
人们最初以为，这场于１９１４年爆发的欧洲大战只会持续几个月，但是它却本文标题为译者根据此文大意以及哈耶克本人的思想所经历的近一个世纪中的位置所加，特此注明；同时本文的注释主要是译者所加，即使是原文的注释也为译者所查明和补充。此后不一一注明。
在扼杀了整整一代人的希望和摧毁了一个文明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以后才告结束。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填补了各帝国自我毁灭后所留下的真空，甚至连基本人性也开始受到质疑，一如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Ｗｏｏｌｆ在“Ｍｒ．ＢｅｎｎｅｔｔａｎｄＭＲＳ．Ｂｒｏｗｎ”一文中所言，“在１９１０年的１２月，或者说是在１９１０年１２月左右，人的本性改变了”。但是某些人所期望的这种人性的改变，最终却因大战的爆发而告失败。
在哈耶克还没有完成其在高级文科中学（Ｇｙｍｎａｓｉｕｍ）的学业之前，他便于１９１７年３月参加了野战军团。对于他个人来说，战争只持续了一年多。他在饥饿，疾病和混乱中从意大利前线返回家园，并于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开始在维也纳大学从事研习工作。
这场战争把哈耶克的兴趣从自然科学引向了社会科学，这主要是他在一支多国部队服役的经历所致；他在日后的回忆中指出，“那时我或多或少看到了大帝国因民族主义问题而崩溃的过程。在我参加的一次战斗中，士兵们讲着十一种不同的语，而这肯定会把你的注意力吸引到政治组织问题上去”。
如果说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在当时受到了抨击，那么对心智的统治也就更加脆弱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弗洛伊德、普罗斯特（Ｐｒｏｕｓｔ）以及后印象主义者（ｐｏｓｔ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ｔｓ），正日渐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关于物质存在的观念以及我们如何认知物质存在的方式。“我放下茶杯，开始检查我自己的心智。我知道，心智的作用就在于发现真理，但是如何发现真理呢？每当心智感觉到真理的某个部分远在自己认知边界之外时，那是一种多么具有不确定性的深渊啊！当探求者处于他所必须探索的黑暗领域之中时，当他处于其所具有的手段和器官完全失去作用的黑暗领域之中时，他仍是在探求吗？或许更甚于此：他是在创造。他所直面的乃是至今尚不存在的某种东西，因此他自己就能赋予这种东西以实在和实质，并使它凸显出来”，也因此，普罗斯特开始着手收集大量文献，其成果就是他有关往昔事件的回忆录。
数年后，哈耶克在１９５２年出版的《感觉秩序》（ＴｈｅＳｅｎｓｏｒｙＯｒｄｅｒ）一书中完成了一项相似的研究。“我们所称之为的‘心智’，因此也就是某种有机体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特殊秩序，而且在某个方面与特定环境中的事件的物理秩序相关联但却并不一致”。“我们关于世界的所有知识，都具有理论的性质，而‘经验’所能做的就是改变这些理论”。
接受教育
哈耶克带着新学到的有关意大利的知识和一种严重的疟疾感染从战场上返回了家园。他在维也纳大学从事好几门分支学科的研习，并且充分地参与了那个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尽管每隔一个晚上他就会因发烧而卧床休息。当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冬天维也纳大学因缺乏燃料而关闭时，哈耶克去了苏黎世。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构成人脑的纤维束（在脑解剖学家ｖｏｎＭｏｎａｋｏｗ的实验里），也第一次体认到了“正常”社会的情景，而当时的维也纳却仍然处在通货膨胀和半饥饿的困苦之中。１９２０年夏他又前往挪威，最终治愈了他的疟疾病根，并且学到了足够多的斯堪的纳维亚各种语言的知识；后来他运用这种语言知识，翻译了一本由ＧｕｓｔａｖＣａｓｓｅｌ所着的关于通货膨胀的书（然而，这本书却因奥地利通货膨胀的缘故而一直未能出版）。
在大学度过的早年学术生活中，哈耶克建立了伴随他一生的知识研究的模式。“在大学期间，最为关键的就是你不应当把自己局限在你自己所属的专业领域”，也不要把你自己困锁在大学校园之中。许多极富启发性和激励性的知识讨论常常是在咖啡馆进行的。高地德语（ＨｉｇｈＧｅｒｍａｎ，又译“标准德语”）虽是大学的教学用语，但是日益变化的方言却流行于城市中的街头巷尾。
哈耶克对这个时期的认识，与许多把维也纳神秘化的人的观点颇不相同，而且也比他们的认识更准确。他出生的那个阶层对维持奥匈帝国来讲负有很大的责任，因此这个阶层在帝国崩溃的时候也未能逃脱毁灭的命运。但是，既不是上层贵族也不是商人阶层，而恰恰是那个公务员和职业人员阶层，虽说相当关注自身的发展，然却维持了行为和学术研究的标准；正是立基于此，这个阶层把他们自己与欧洲其他各地的相应阶层联系了起来。
哈耶克的父亲是一位医生和植物学家，他曾希望在大学的植物学系获得一个终身的教职。从他那里，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他母亲称他为Ｆｒｉｔｚ，一个令他坚忍克己的小名，但他本人却并不在乎——对生物学和心理学萌生了一种好奇感并对它们的复杂性有了相当的认识，而且还认为大学里的教职乃是所有职业中最为可欲的一种职业。
哈耶克在大学学习的直接原因乃是一些实际方面的考虑。与他的堂兄维特根斯坦（Ｌｕｄｗｉｇ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不同，哈耶克不能指望依靠家族财富为生。这样，似乎能够调动他的秉性和天赋的首选职业，就是经由法律和语言的学习而跨入外交部门，或许此后再谋个学术职位或政治职位。然而，随着帝国的崩溃，领事学院（ｔｈｅＫｏｎｓｕｌａｒａｋａｄｅｍｉｅ）被取消了，因此哈耶克的外交抱负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在大学期间，哈耶克在选择研读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仍举棋不定。但到战后，没有人再留下来教授心理学，从而获得心理学领域的学位也就无从谈起。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倒是保留了下来，但它却把经济学同律师职业或公务员职业的预习结合在一起。哈耶克仅用了３年的时间而不是常规的４年时间，便完成了他第一个学位的学业，并在１９２１年获得了法理学博士学位。随后他申请注册了第二学位的研习，并于１９２３年初又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ｄｏｃｔｏｒｒｅｒｕ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ｒｕｍ）。
对这个时期的知识生活具有支配性影响的是恩斯特·马赫。马赫这个名字现在为我们大多数人所熟知，但只是作为超音速飞行器的速度测量单位而为人们所知晓。马赫关于科学的哲学是，粗泛地讲，凡是不能计量的，便不是真实的。马赫的大刀（较“奥康姆剃刀”更大也更锋利）砍掉了严重阻滞科学发展的形而上学杂丛。
马赫是维也纳大学第一个归纳科学的教授。在为马赫而创设的讲座教授职位上，后继者有Ｌｗｄｉｙｉｇ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然后是ＡｄｏｌｆＳｔｏｈｒ，接着在１９２２年是ＭｏｒｉｔｚＳｃｈｌｉｃｋ。哈耶克第一次听说Ｓｃｈｌｉｃｋ的名字是在他去苏黎世的途中。
Ｓｃｈｌｉｃｋ是ＥｒｎｓｔＭａｃｈＶｅｒｅｉｎ（即“维也纳圈子”）的创建者。这个维也纳圈子经由把对逻辑基础的攻击同证明论的经验主义相结合，成功地把哲学家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区分有意义的陈述和无意义的陈述这个问题之上，尽管这一努力并不走运。所谓的“逻辑实证主义”导使后期维特根思坦的出现，他在后期的着作中否定了他的早期着作，也使得波普尔（ＫａｒｌＰｏｐｐｅｒ）的解毒药得以诞生。尽管哈耶克从未成为“维也纳圈子”的成员，但他很快通过一个既属于他自己的研究小组（自称为Ｇｅｉｓｋｒｅｉｓ小组）又属于维也纳圈子的交叉成员了解到了他们的观点。
哈耶克早年对自然科学的接触使他倾向于接受马赫的观点，即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乃是各种感觉，然而他并没有遗忘１９２０年冬季他在考察人脑纤维的过程中形成的观念。他撰写了一篇论文，但最终却未完成；他在该文中试图把各种感觉的演化（神经中枢的冲动）追溯到人脑，在这里，各种感觉构成了一种认知的形式和“感”（ｓｅｎｓｅ）。在文章的结论部分，他认识到马赫的观点是错误的。纯粹的感觉是不可能被认知的。人脑中必定有着各种各样的互相联系。
必定会发生某种能把过去的经验和当下的经验联系起来的类分过程。哈耶克开始试图解决一个在从前并不为人们所认识的问题，即秩序是如何创造其自身的？他所采取的解决办法，从表面上看，部分是康德式的，部分是达尔文式的，甚至有些是普罗斯特式的，但最终却完全是哈耶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