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代生态环境恶化，有些学者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视为祸首，仿佛其为罪恶之源。你们是搞马克思主义的，一定要有正确的科技观。
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来抱着的是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视其为推动社会的力量、为历史发展的大杠杆。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问题，不是根源于科学技术自身，而是根源于运用科学技术的社会条件和目的。社会条件和运用目的属于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领域，而不是科学技术本身。
你们读过马克思1856年4月14日那篇《在〈人民日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吗？如果仔细读读就能回答一些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责难。从历史进程来看，的确是科学技术越发展，生态环境越恶化。科学技术发展史与生态破坏史，变成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人类难逃生态破坏的噩运，它注定要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买单。越是资本不到之处，越是社会落后之处，越是具有令人神往的田园诗般的迷人风光；反之，生态破坏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如影随形。如果不对这种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现象进行科学分析，把它归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归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那么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还有什么意义，不如回到原始社会那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蒙昧时代。原始社会最好，石器时代最好，自然环境一点也没有被破坏。可那时人生活在自然的压迫之中，时时刻刻都有被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吞没的危险。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赞扬科学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解放作用。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功绩，在于它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发展是人类以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居功至伟。谴责科学技术是完全错误的，应该遭受谴责的是运用科学技术的方式，而不是科学技术本身。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的进步以自然的破坏为代价的这种现象，是与社会财产制度不可分的。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资产者是为了最有效地打败竞争对手、为了追逐最高利润而发展新技术，而不会顾及自然自身的承受能力。可是自然辩证规律不会顾及资产者的愿望，它以环境破坏的恶果向人类发出警告。这一点西方学者和资产者不可能没有感受。因此，当代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于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写的情况，环境保护成为发展生产的必须关注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由发展到治理的过程，国内生态环境获得了比较满意的改善。但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使得它们利用全球化把污染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即生态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并不会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生态环境的改善而失效。
马克思把这种矛盾视为现代工业发展中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的表现。因此，从当代生态环境恶化中得出的结论，不是不要发展科学技术，而是要改变运用科学技术的社会条件和目的。这就涉及社会革命和制度变革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末日论者，也不是科学技术发展无限论者，而是社会革命论者。我们要反对以资本主义方式运用科学技术，反对以自然为掠夺对象，反对为高额利润而牺牲自然。因此，治理生态环境首先是治理社会制度。
在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存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环保理念、健全环保法制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坚持保护自然，寻求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关系的建立首先是进行体制改革，同时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依然采取落后的技术显然会破坏环境。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不是破坏环境。科学技术发达国家的环保工作比科学技术落后国家的环保工作做得更好的原因，就在于前者有更发达的科学技术。
我们陷入了一种悖论：科学技术的发展破坏了环境，而保护环境仍然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解铃仍需系铃人。以消灭科学技术来挽救环境是荒谬的。科学技术应用中的问题，应该通过改革科学技术应用的目的和体制，发明更加有利于节能环保的科学技术来解决。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反对在考察科学技术问题时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把科学技术单纯当成科学技术。应当把科学技术视为生产力，而把它的运用和目的视为生产关系。科学技术的运用取决于生产关系，而不是取决于科学技术自身。马克思关于私有制的扬弃的理论是确立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道路的理想，为确立一个能够合理的、为人类社会进步而运用科学技术的新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如果只限于科学技术而谈科学技术的正负效应，只就保护环境而谈论保护环境，就永远走不出科学技术发展的二律背反的困境，走不出人类因科学技术发展而陷于自我毁灭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