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问，儒学是宗教吗？如果把它立为儒教，变为人们的宗教信仰，不是能更好地发挥它的教化作用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把儒学宗教化，倡导成立孔教是近代的事。辛亥革命后，清朝的遗老、封建文人等相继组织了“孔道会”、“孔社”、“尊孔会”、“孔圣会”等尊孔复古团体。1912年10月7日，陈焕章等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在上海成立孔教会。后经袁世凯政府批准，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次年2月，发行《孔教会杂志》作为机关刊物。9月27日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11月推选康有为任总会会长，张勋任名誉会长，陈焕章为主任干事，总会迁至北京，后要求定孔教为国教。虽然经过张勋、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的倡导，但终难把儒家变为儒教、变为孔教，因为这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本质是相矛盾的。
历史上看，中国不同的朝代可以支持某种宗教或学说，例如，汉代重黄老、唐代重佛教，但总体上说，儒学在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并不是因为它是宗教，发挥宗教作用，而是因为它的学说。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把儒学变为宗教的思潮。孔子的头衔虽然很吓人，但都是皇帝赠送的谥号，或谥为公、或为侯、或为王（即文宣王）。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大成至圣先师，是传道授业解惑教师的祖师爷，而不是菩萨或救世主之类。孔子也从不自称为天才，非天纵之圣，是学而知之，非生而知之。如果儒家学说变为儒教，就会丧失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崇高地位，而变为一种宗教教派。人们崇拜孔子，把他作为神而不是作为圣人，把《论语》作为“圣经”而不是作为文化经典，把祭孔变为祭神，孔子从人间升入天上，儒学从思想变为永恒不变的教义，这不是提升儒学，不是尊敬孔子，而是将孔子变为三支香、两根蜡烛就可以打发的偶像。
中国习惯称呼的儒、释、道，并非在宗教意义上并称。儒、释、道并非三种宗教的合一。儒释道合一是从思想史角度说的。儒学是儒家学说，道不是道教，不是张天师而是道家老庄的思想。他们是思想家，不是教主。释，指的是佛学思想而非佛教。新道学、新儒学都是吸收其他学说而形成的。新，就是新在吸收。儒的新，新在吸收道教和佛学思想。著名的苏轼和佛印交往深厚，苏轼喜欢谈佛论道。晋代的新道学，虽然尊老庄，但同样吸收儒学中的思想。西方有宗教派别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甚至流血斗争。不仅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即使在原先同为基督教的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之间，同样会进行斗争。中国的和尚与道士可以合作道场，但绝没有头戴方巾的儒生参与佛道合作道场的怪事，也绝无请儒生与和尚、道士同堂做法事的事。因为在世人眼里，儒家根本不是一种宗教，也不具有宗教的法力。
从思想史的角度，在中国儒释道能会通、能和平相处，在于它们的文化特质，而非宗教性。儒、释、道并非三种宗教，不存在教派之争，不存在思想学说上绝对的对立，反而存在互补。儒家积极入世、佛教出世、道家顺世或避世。作为处理人生问题的不同态度，各有其用。儒家主张仕，读书做官；佛教主张修；道家主张隐。隐是当隐士，隐居山林田园；受道家影响的儒士在为官不得意时，则会隐于市，即大隐隐于市。顺利时，入世做官；不顺利时，可以避世；如果倦于政治，可以信佛学。“英雄到老都信佛，将军解甲不言兵。”北洋军阀下台后在天津当寓公，靳云鹏、张宗昌等都到天津著名的居士林拜佛。放下屠刀立即成佛。著名军阀孙传芳就是在居士林被一名妇女因报父仇而刺杀于佛堂。严格说，他们信的不是佛学学说，而是佛教。
在中国，儒家从来没有变为宗教。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它发挥政治、伦理作用，为皇帝治国提供治国方案。宋代宰相赵普说的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讲的就是这种作用；自隋唐科举制建立以后，它逐渐成为天下读书人取得功名的敲门砖。对于社会成员而言，它起着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儒家学说的重大作用是教化，而不是神化。虽然儒家学说关于天、关于天命的观点也有超越世俗的神圣性，但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极大部分都是世俗性的教化。儒家学说不主张鬼神崇拜。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主张祭祖，这是追远，是怀念先人，是孝道，而不是相信死后仍然有灵魂；儒家重视祭祀，但祭神如神在，只是一种礼仪。孔子像没有摆进神殿，孔庙是读书人祭孔的地方，而不是烧香叩头求财求福的地方，不具有“有求必应”的功效。
我以为，儒学变为儒教或孔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中国历代主张以儒治国，政权成为政教合一的政权，而非世俗政权，皇帝同时是教主；中国儒学在世界的传播，不是文化交流而是传教；世界上到处建立的孔子学院不是学院而是教堂；中国的读书人是儒教徒，他们与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信徒相处，多增加了一层关系即不同宗教的关系；祭孔不是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凝集世界华人的文化向心力，而是朝圣。这样，把一个很容易说清楚的事，越弄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