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问题是当今的理论热点，好像国外也是如此。我看近年来的博士论文大量是以文化问题为题，这并不坏，可以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但我要告诉你们，主张文化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的说法，难以服人。
文化问题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正如政治问题、道德问题、经济问题可以成为一个时期的关注点、重点，但不能因此说政治哲学或道德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问题具有时代性，是变化的，一时成为重点，不见得永远成为重点。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不会因为问题重点的转移而改变。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不再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问题，不再关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问题，而只关注文化，变成文化哲学，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领域遁入纯学术领域，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在当代世界，研究文化哲学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独有的。但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独有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这种本质不会因为问题研究的重点转移而发生形态上的变化。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来研究文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因此而变为文化哲学，正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来研究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不会变为道德哲学一样。
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你们一定要弄清文化的重要性与“文化决定论”两者的区别。文化重要，但文化决定论是不对的。在当代世界，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博弈，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是经济实力和军事科技的发展水平。文化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在国际交往中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没有硬实力的后盾支撑作用，文化的作用同样是有限的。美国的霸气十足并不是单纯依赖文化，美国的牛仔文化似乎并不十分吸引人，普世价值之类也往往是言行不一，没有多大威信。它主要依靠的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科学技术。软实力当然并不软，它有硬度，但软实力的硬度往往取决于硬实力的硬度。
一个民族的盛衰兴亡并不取决于单一的文化因素，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的性质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中国封建社会的发达有赖于发达的农业生产方式和比较完善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文化在其中起着精神黏合和民族凝聚的作用。如果生产方式落后，仅凭曾经发达的文化这单一因素同样是不行的。一个社会的盛衰强弱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清明和军力强大，而不是单纯取决于文化状况。在中国历朝中，宋朝是中国文化发展较高的时期。明代宋濂在《太史苏平仲文集序》中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不仅宋词成就卓著，宋朝文化在哲学、文学、绘画各方面都大放光彩。连贵为君主的徽宗赵佶的艺术成就也名载史册。无怪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可是与汉唐相比，宋代又是国势最弱、边患最重的王朝，受制于辽与西夏。虽然文化发达，但冗兵冗官，国势衰弱，最后北宋亡于金，徽钦二帝成为俘虏；南宋被赶着到处跑，亡于元。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文化高的敌不过具有朝气但文化不高的北方游牧民族。中国发展到明末清初，传统文化仍然是传统文化，但随后中国几陷于灭亡境地。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受制于日本，更不敌西方尤其是没有多少文化底蕴的美国。
文化决定论是错误的，这当然不能成为轻视文化的理由，但绝不能主张文化决定一切。文化只有与经济、政治、军事相辅相助而行才能发挥它的巨大作用。中国共产党改变中国的斗争，首先是军事斗争，夺取政权，然后是运用政权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及其局限性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单纯文化运动可以发挥启蒙作用，但不能改变社会。物质力量靠物质力量来摧毁，理论掌握群众才能变为物质力量。马克思的这段名言，永远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文化问题的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