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一定要弄清楚中国传统民本主义、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至上主义之间的界线和关联。既不能混淆不清，又不能绝对对立。不能把中国传统民本主义视为西方人道主义的中国版，当然也不能把西方人道主义等同于中国传统民本主义。其实这些思想各有特点，不应脱离历史条件简单类比。这样说，不存在抑此扬彼或抑彼扬此，只是从历史观角度说明它们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而不同。应该把中国传统民本主义、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至上主义思想放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我们应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和一定程度的相关性。
民本主义是中国的传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出自《尚书》，这是最经典的民本思想。后来《管子·牧民》对这个思想论述很透彻，不是格言式，而是有较系统的论证。它的立足点仍然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但重点是放在为政者如何“牧民”。通过“牧民”达到“本固邦宁”的目的。治国爱民如农家爱护牛一样，善于“牧”。农家爱护牛有其爱护牛的方法，君主治国也一样。《管子·牧民》中总结了一整套方法，包括务农时、守仓廪，如何使老百姓衣食足、知荣辱，反对过分剥削老百姓等。此外，其特别重视价值导向和道德规范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提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正所谓：“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人与牛不同。牛，不会反抗，而民不一样。牧民不同于牧牛，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命运。“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牧民》篇是以“牧”为主题，但它在封建社会中提出顺民而不逆民，富民而不贱民，这是极为难得的。在我看来，民本思想是一笔宝贵财富。可封建社会的内在矛盾总会使民本思想大打折扣，甚至成为一种摆设或笼络人心的骗术。
民本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很难行得通。孟子比较开明，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不可能真正得到帝王的赞同。明太祖朱元璋由“民”当上“君”，立场完全不同，他一看到孟子这段话，几乎要取消孟子配享太庙的资格。其实孟子的话并没有超出传统民本主义的范围，只是说得更明白，更在理。民为“贵”，不是地位的“尊贵”，而是因为民是纳粮当兵之源，是国家强盛稳固的基础。如果不贵民，让百姓能活下去而且活得好，则社稷难保。社稷重于君，这个道理也很明白。社稷指的是国家，社代表祭祀，稷代表农业。祭祀与农业比君主重要。只有贵民，才可保社稷；只有保社稷，君主才能坐稳大位。因此，按次序应该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极其智慧的政治学的排次方法，最终落脚点还是保持君位。这不是价值观上的民贵君轻，而是如何维护君主地位的民贵君轻。
柳宗元《送薛存义之任序》中的思想比孟子的“民贵君轻”更进了一步。此文虽为送别，文章极短，但实际上是一篇著名的政论文章。柳宗元在序中除了送肉饮酒，表示惜别之意外，重点在于嘱咐薛为官之职：“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值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官吏是老百姓用钱雇佣的长工。长工不仅不干活，反而盗窃主人的财富，这个道理说得通吗？“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
明代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的，“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柳宗元讲的是官与民，黄宗羲直指君与民，思想本质一样，老百姓是主，君是客。这是极其进步、极具远见的政治观点。我们可以看到，由民为邦本，到民贵君轻，再到民主官仆或民主君客，中国封建社会的关于老百姓在国家中的地位的思想是不断进步的。可是，封建社会终究是封建社会，是君主专制社会。官贵民贱是通例。只要社会仍然是封建社会，君民地位是不变的，官民地位是不变的。尽管柳宗元的思想激进到类似当今西方老百姓是纳税人的思想，可是在封建社会老百姓就是天经地义的当兵纳粮人，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纳税人，也不可能享有资本主义社会中公民的权利。因此，封建社会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也不可能产生天赋人权的观念，民主官仆、民主君客已经到顶了。
按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有治世，有乱世；有盛世，有衰世。但老百姓始终是当兵纳粮人。“兴也苦，亡也苦。”统治阶级是“衣租食税”的阶级，他们要搞民本主义，行得通吗？早在《诗经·伐擅》中就提出过抗议。《礼记·檀弓下》记载孔子过泰山侧的故事：“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杜甫的《三吏三别》、皮日休的《悯农》、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都是为百姓诉苦的名作。读读《聊斋志异·促织》中人变成蟋蟀以玩官差的故事就可以知道，老百姓对统治者变着花样敲骨吸髓的无偿差役怨恨之深，他们根本不相信什么民本主义，只相信“牛本”主义。
民主、民权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也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卢梭写《社会契约论》之时，已经是18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开始向封建制度发起冲锋。因此，卢梭的主权在民的思想，成为了西方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的思想先导。柳宗元的民主官仆、黄宗羲的民主君客思想是封建社会的极致，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出主权在民的思想并创立政治制度。两者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不同。
但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先驱者的民主、人权思想，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理想多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突出地表现为选举民主，一人一票，公民都是选举人。可资本主义的选举往往是金钱民主，而且投票率并不高，并不真正代表全体民意；至于人权也往往是空话多于事实。就以号称最自由民主的美国来说，各种歧视，包括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比比皆是。况且，被选出的国家领导人的国内外政策，即使违背民意，老百姓也无法制约，最多是政府与议会无休止的扯皮。资本主义民主往往变为以“民主”形式出现的柔性专制。
我们并不否定人类历史的进步，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进步。它为人类政治和思想进步积淀了智慧和财富。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的重民、贵民、富民的思想，还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都是人类的思想财富，有助于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和制度的借鉴。但社会主义中国奉行的不是传统的民本主义，也不是简单搬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我们可以吸收其中的积极因素，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我们不是满足于为民做主，呼唤当代的包青天、海青天，而是真正以民为主，奉行“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核心理念是“人民至上”，我们需要的是创立保证“人民至上”、与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当家做主的地位相适应的民主制度和法治制度。一切符合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政策和法律都是善治善法，反之都应该改革，这样才能逐步实现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从传统社会的为民做主的理想到真正的人民自己做主，这条道路并不平坦，但它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和命运。苏联的解体表明，一旦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许诺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没有逐步变为现实，而是由希望变为失望，人民就会政治冷淡，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漠不关心。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得以解散苏联共产党，叶利钦可以炮轰杜马而没引起震荡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