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个历史辩证法的问题。多难兴邦，还是多难亡邦，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难，有两种：一是特大自然灾害；另一是社会性灾难，这主要是外敌入侵，国家的兴亡。可以说，天灾人祸都可以成为难。
难可以兴邦，也可以亡邦，关键在于抵御难的能力。也就是说，关键在于转化的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多难，不一定必然兴邦。只要看看世界史、世界历史地理就可以知道，由于外敌入侵或特大灾难造成的国家的分裂、民族的衰败，并不罕见。因此，多难兴邦是有条件的。难，能否成为一个动力，取决于三个条件：有作为的统治集团、比较有效率的政权和人民的团结。
中国古人说“多难兴邦，玉汝于成”是有道理的。这是积极鼓舞人民克服抵御灾难的辩证法。它教导人民在任何大难面前树立起必胜的信心和决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笔宝贵财富，是我们民族得以克服重重困难、屹立于世界的精神支柱。
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一个民族抵御灾难的能力往往与政权性质和直接行政的官员相关。我们以治黄为例。黄河是哺育中华儿女的母亲河，它孕育了黄河文明，可也带来了不定期的灾难。治黄，是历代政府的重要任务。可在两千多年中，黄河决口1500多次，重大改道26次，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祸害。历代治黄成效不大，主要是因为官员贪污、中饱私囊、消极作为。至于政权因腐败无能而易手的事，更是常见。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由于腐败无能，从1840年的《南京条约》开始，先后被迫签订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件。由此中国可以说灾难深重，陷于瓜剖豆分的亡国绝境。可清政府仍然推行“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卖国政策。国难激起人民救亡图存的斗争。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随后的反对袁世凯签订卖国二十一条等运动中，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热情高涨，可惜报国无门，难以救国于危难，因为政权仍然掌握在封建统治阶级手中。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后，开始有点转机。历经军阀混战，到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胜利，才真正把国难变为兴邦的动力。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反抗外敌侵略的第一次胜利，根本扭转了清政府腐败无能、只知签订卖国条约对外投降的局面，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也激发了改造中国的革命热情。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说得很对：“这次战争的经验，也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人们的生活中的任何一次大灾难和任何一次转折的经验一样，使一些人茫然失措，意志消沉，却使另一些人受到教育和锻炼。而且大体说来，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除某些国家衰落和灭亡的个别情况外，后者的数量和力量要比前者更大。”
中华民族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多难兴邦的历史，就是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每次失败都是一次民族的屈辱，同时也是一次民族的觉醒。站在民族前列唤醒人民大众的人物，就是杰出的历史人物。这种人物，中国近现代史上比中国以往任何朝代都要多得多，因为中国近百年的苦难最多、受灾最重、创痛最深。但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没有中国人民创立自己的政权，也只能在苦难中奋力拼搏，成效甚微。
解放以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成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有了人民自己的政府，有了施政的权力和能力；三是有了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原来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成为了有觉悟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这三个条件使“多难兴邦”从一种哲学思想，从一种民族精神变为了一种现实。
六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种种灾难、斗争中走过来的。我们曾有过抵御外敌的战争，每次都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的尊严。我们更有过多次天灾。我们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经历过四川汶川大地震……灾难中表现出的党的领导、政府的施政能力和人民的同胞情谊，使灾难成为振奋民心的民族精神，在重建中推动着经济发展。中国幅员广大，几乎年年都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自然灾难，但中国人民在克服自然灾难中，加强了环保意识和生态建设、加强了减灾救灾能力。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多难兴邦”真正落到了实处。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这个变化，你们可以得到从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