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问，在文学中有描写人性的问题，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中是否同样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中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学过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等，都是从人的活动能力方面讲的，没有涉及历史与人性问题，即在人的活动中，通过情欲和权力欲表现出来的人性问题。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否则历史人物和事件就无血无肉，人仿佛是提线木偶。
在历史中，尤其是在政治斗争中不断发生着权力欲与亲情的矛盾。在矛盾中往往是政治权力的争夺压倒亲情，私欲战胜人伦。西周时代是孔子梦想的理想时代，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周刚灭商二年，姬发病而死，年幼的儿子诵，即后来的成王继位，周公旦代行国政。族弟管叔和蔡叔叛乱企图夺取政权，结果管叔被杀，蔡叔被放逐。这是叔侄兄弟之间为争夺王权而展开的斗争。
《左传》中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对于权力欲与亲情的矛盾描写得最具戏剧性。庄公的母亲武姜，偏爱小儿子段，千方百计要求庄公照顾小儿子段。结果段的势力膨胀，表现出野心。但庄公仍然听之任之，若无其事。等到段公开打出造反旗帜举事时，庄公才觉得火候到了，是时候了，可以动手发兵讨伐段。从纵容、放任，到起兵镇压，步步有计划，招招有预谋，政治手段极为高明。其中夹杂的母子之情、手足之情，都是这出历史剧中的权力欲下的次要因素，是阴谋实现的一种方式。
至于秦始皇死于途中，胡亥与赵高合谋矫诏逼死太子扶苏，即位后诛杀诸兄弟姐妹，残忍至极。只有权力欲，何来亲情！汉朝吴楚七国之乱，兄弟叔侄之间的生死搏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预谋杀死建成、元吉；武则天杀死太子和诛杀夫族；清朝雍正即位前的明争暗斗，即位后对亲兄弟的贬压等，封建社会宫闱中的血雨腥风，屡见不鲜。儒家伦理对帝王并无约束力。真正遵守儒家伦理，把它作为自己行为准则并内化为“良心”的，往往是普通百姓。
说到权力欲胜过亲情的例子，我想起曹丕与曹植之间的故事。曹丕想借故迫害曹植，命他七步为诗。曹植作诗一首：“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否真有其事，我们不管它，但同根相煎之事在权力斗争中并不罕见。其实，不仅在政治权力领域，民间因遗产而引发的兄弟姐妹对簿公堂乃至拔刀相见的事件，在当代中国社会也时有所闻。只不过民间的财产纠纷是一个民事案件，是社会性新闻，不如政治斗争那样为历史所关注而已。
这就涉及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就是人性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我从来不相信儒家人性本善之类的说教。权力欲可以归为人性，亲情也可以归为人性。为权力而弑父、诛杀手足，可以说是体现人性恶的方面。在历史上，我们没有见过因顾及亲情，“天良”发现，在权力斗争中不忍心下手的例子。无怪黑格尔说，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政治斗争中，权力与亲情之间的矛盾从浅层次看是人性问题，但从更深的层次看则是经济与政治关系中的利益问题。政治斗争中权力之所以压倒亲情，是因为权力的统治带来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而在利益背后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如果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分，没有统治阶级中的利益集团之分，就不会有政治权力之争。没有私有财产制度，就没有为遗产而兄弟相残的事。为权力而灭绝亲情，根源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为财产而对簿公堂、恩断情绝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制度。因此，隐藏在人性善恶深处的是利益，而利益背后是生产关系和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