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的中国思想家的最高追求。晚清以后，应再加一个“会通中西”，从而“学贯古今，会通中西”成为近世学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可我要说，似乎无人敢夸口自己是这种人，也没有公认的这种人。从具体知识来说，无人能对中外古今的学术无所不知。做不到，也无须做到。“人生有涯而知无涯”。你们是博士，实际上也是所知有限。号称博士，最大弱点是并不博，一篇论文是专而又专。但是，“中外古今”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是可以学习的。毛泽东倡导的“古今中外”的历史研究方法，就是一种观察历史的辩证方法。
古与今统一的方法，是把一个民族的历史作为一个过程，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来看，弄清它从何而来才能知道到它现代何以如此，为何如此。中与外是比较方法，只有比较中国与外国，理解它们的异同，才能理解中国的特点。在研究古今时，当然以今为主，因为研究古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今，了解现代何以如此，为何如此。一个民族的传统和历史对形成现在的时代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历史研究不是为古而古。当代人不是为古代人活着，而研究古代是为了当代人更好地活着。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研究古今，重点在今。
在研究中与外时，中心应该是中。中国人进行中外比较研究，当然是为了中国，通过了解世界来了解中国。正如毛泽东说的，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身上来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做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搬来外国的东西，而不去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东西，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有主张不加分析地把西方民主制、多党制、议会制搬到中国来的人，都不懂得毛泽东说的“古今中外”的方法。
毛泽东讲到中西文化关系时曾非常形象地说：“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这是洋为中用的通俗说法。学外国不是目的，而是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一种途径。如果只学习他们织帽方法而不会织自己的帽子，这种方法不会取得成功。在讲到中外关系时，毛泽东还说我们当然要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这并不是说要排斥西方的东西。他以军乐为例，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要穿现在这种式样的，而不能穿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民族化不能那样。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的好坏非常重要，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的。这说明文化和文化载体不同。正如电视机可以引进，但上映的还是要有自己的风格、价值观和反映中国实际内容的电视剧。
我们做不到学贯古今、会通中西，但如果牢牢记住并学会这种古今统一的思维方法，那么即使我们研究的是一个局部的、具体的问题，我们观察问题的眼界也可以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