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生命，这是不错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弥足珍贵。世界上什么东西都能用钱买到，唯独生命是无价的，当然应该尊重生命。所谓尊重生命主要是指尊重人的生命。至于尊重其他动物的生命问题，则涉及生态问题、环保问题。我们不能滥杀其他动物，这不是出于宗教的众生平等或其他抽象道德原则，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不可能人人食素，以某些动物为生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人可以合理饮食，但不可能绝对素食。那种既要食肉又要君子远庖厨式的人道主义，我认为是虚伪的。人不仅食肉，而且会为了自身的生命而消灭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动物，包括禽流感时期大量扑杀鸡群。我还没有见过以尊重生命、众生平等的名义对此提出的抗议。
尊重生命与生命至上主义不能等同。生命就其作为生命而言，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西方一些学者，一方面，对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中因各种原因而死的人满怀人道主义情感，对革命者百般指摘；可另一方面，对几百年来西方殖民主义对殖民地反抗者的杀戮，对当代战争中死于先进武器下的大量无辜人民，不置一词。尊重一些人的生命，而又不惜毁灭另一些人的生命，这种具有明显倾向的所谓尊重生命，并非对生命的真正尊重。你们可以看到一个似乎矛盾的情况：高唱尊重生命者可以同时是最不尊重生命者。他们在战争中重视自己“零伤亡”，可又不断发明能一举消灭对方的先进武器。究竟是尊重生命，还是轻视生命？这难道不说明，尊重生命是个抽象的命题？他们肯定会区分谁的生命应该受到尊重，谁的生命不该受到尊重。新疆发生恐怖活动，许多无辜人民遭到杀害。西方某些人不关注被暴徒杀害的群众，反而指摘中国的反恐斗争。可见，尊重生命往往成为当今世界政治斗争的话题，映射出某些西方大国的偏见。
生命宝贵，自不待言。但在社会生活中，还有高于生命的东西。“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这首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抽象地宣传生命至上主义，而是必要时把理想和信仰放在生命之上。我们的先圣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时，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可见在孔孟看来，道与义的重要性在生命之上。
战争会死人。一将成名万骨枯，这是历史事实。“可怜无定河边骨，都是深闺梦里人”，也是历史事实。古来如此，当代也会如此。可战争确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侵略与反侵略之分。如果我们的军人不准备打仗，不准备牺牲，奉行生命至上主义，就不能克敌制胜。对军人而言，爱国主义教育就包含必要时为国牺牲的教育。在中国长达二十八年的革命战争中，在抗日战争中，在多次保卫国家的战争中，我们牺牲了无数的革命战士。一个个可贵的生命、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年轻的生命死于战场。有的永远埋骨异国，有的甚至骸骨无存，难以魂归故里。但我们不能因此对侵略者就不抵抗。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当然，我们应该爱护生命，应当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应该关心战死在他国的中国军人，尽量使遗骸还国，魂息故里。但抽象地宣传“生命至上”，宣传生命的“终极价值”，而没有任何具体的分析，只是就生命谈生命的宝贵，是一种哲学的错误。我们应该尊重生命，但更要尊重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否则一部人类历史、一部世界史，只是彼此的杀戮史，而非同时亦是保卫祖国、维护正义的历史。这种生命观要不得，你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