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界经常争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你们采用的是什么方法，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区分出哪些仍然有用，哪些已经过时？哪些仍然应该遵守，哪些应该抛弃？如果这样思考，方法论就不对头。
没有一个伟大思想家的著作中包含的是永恒不变的真理。随着时代的变化，后人都会探讨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中哪些仍然是有价值的，哪些是过时的。1907年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过黑格尔哲学中的死的和活的东西的著名论断，表明任何思想家思想中都包含“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没有任何活的东西，思想家就失去存在的价值；没有死的东西，那就不是思想家而是永恒真理的化身。人类思想发展是思想积累、继承、创造的历史。积累和继承是对活的东西的肯定，而创造就是对死的东西的摒弃。
我认为，这种关于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的区分的观点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因为马克思从不把自己的学说视为一成不变的教条，更非包医百病的万灵药方。因此，我们不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中挑出其中哪些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是永远活的东西，而哪些已经死了，可以不必研究。活着的，抱住不放；死了的，弃而不用。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本质并不是一系列真理的汇编，而是为我们提供观察分析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期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作中寻找那些现成的可以不用费劲拿来就可以用的所谓“活的东西”，抛弃那些自以为无用的“死的东西”。我们应该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如果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那全部马克思主义都是死的东西；如果以创造性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都是活的东西。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讲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方法论的价值，而不是某一具体论断的价值。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规律的思想、关于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基础的思想、关于阶级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等，都具有方法论价值。可是这些思想并非可以轻易黏贴的标签，在运用时仍然要结合各国的具体实际。当标签用，就是死东西，不管它原本如何正确。当思想方法用，就都是活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就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体系说的。只有寻章摘句，对号入座，才会说哪些有用，哪些无用，哪些是活的，哪些是死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的，都是基于当时时代的判断。正是在这些基于时代的判断中，包含着超越时代的真理性，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伟大之处。他们没有脱离时代，但又超越了时代。我只举一个例子，例如生产力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与地球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是在20世纪下半叶因生态环境恶化才为人类所注意。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思想在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成为风行世界的口号。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业革命刚刚开始，人类为生产力仿佛从地底下涌现而惊愕不已，不可能提出资源有限性的问题。当时人类抱着生产力可以无限发展的乐观主义态度，不会产生地球会被科技毁灭的悲观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当时没有也不可能面对这个问题。因此，马克思当时对生产力的论证，重点是放在生产力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及其重要性上。但我们能说，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过时了吗？西方有些学者就是这样看的。他们批评马克思的生产力的乐观主义是错误的、已经过时，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当成死的东西，予以抛弃。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不是孤立的理论，它是与生产关系理论相结合的生产方式理论的一个方面。谁能由当代生态恶化，由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而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错误的？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能看到，在当代生产力的发展仍然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器。生产力的落后意味着社会的落后，生产力发展的停滞意味着社会发展的停滞。在当代，科学技术被誉为第一生产力，正是由它在当代生产力中的地位决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不可推翻的基石。撼动和抛弃生产力理论就是釜底抽薪，就是从根本上推翻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重视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没有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马克思当时已经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后，人与人的社会矛盾而非人与自然的矛盾处于突出地位。而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取决于人与人的社会矛盾的解决，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私有制的扬弃视为人与人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的解决方法。因此，马克思当时是在社会关系范围内考察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的。只要读读马克思1856年4月16日在伦敦的著名演说，也就是他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那篇学说，我们就知道，马克思从没有说一个社会只要生产力发展一切问题就都可以得到解决；相反，他说由于生产关系的制约，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会产生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马克思当时称之为异化。当然，当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马克思不可能预见现在出现的生产力发展与资源有限的矛盾问题、生态严重恶化的问题，甚至地球会不会被毁灭的问题。但是，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人与人的关系范围内来考察，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与生产关系相互联系中来考察的原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在当代，谁要不理解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对资源的掠夺、千方百计满足不合理的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对生态造成的危害，就是一点也不懂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生产力的罪过，而是制约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罪过，是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阶级或集团的罪过。
恩格斯曾讲到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讲到人类对自然的每次胜利都受到自然界的惩罚问题。恩格斯设想随着社会主义胜利，自然界对人的报复问题即生态问题，可以随之解决。恩格斯的思路是正确的。但现实情况远非如此。社会主义中国的生态环境恶化并不次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我们是后发展国家。当西方处于向外扩张的殖民发展期时，我们处于被剥夺发展权的殖民地地位；当我们可以发展时，人类生态环境污染已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我们是迟到的发展中国家，或被称为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我们与西方在生态问题上有共同利益，这就是人类同处于一个地球；可又有矛盾，这就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发展需要的矛盾。不放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看不清楚这些问题。
我们不可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发现地球毁灭的预言和解求之道，但我们可以从他们关于人、自然、社会相互关系的哲学论述中，得到解答历史之谜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永远是活的东西。如果采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硬要区分马克思主义中的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肯定会走向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即使被认为是活的东西，脱离具体条件，变为抽象真理，同样会由活的东西变成死的东西。其实，一些被认为是过时的论断，只要能理解得出这些论断的条件以及如何得出这些论断的方法，不原封照搬，就同样有用。
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语录，变为由许许多多不同的论断组合起来的百科全书，随时供引用、查证。如果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肯定会发现不能一一对号。所谓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的区分，就是由这种思想方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