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最大发现是什么？一个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双重发现。恩格斯说过，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再一个是特殊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建立在它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这属于特殊规律。这两个领域中的规律是相互联系的。再一个是由于历史规律的发现而提供的观察社会历史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在以往无论是讲授还是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时，偏重于基本原理，而往往忽视它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以人类普遍规律为指导，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特殊规律，这就是贯穿《资本论》的方法论；而对资本主义的解剖又深化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认识，因为人体解剖的确有助于猴体解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有助于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马克思不是为探求社会规律而探求社会规律，而是将其与寻求人类解放道路联系起来。因此，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规律最终的落脚点，必然是研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规律问题，即我们通常说的两个必然性规律。没有两个必然性规律，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这就是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如果说人类普遍规律和资本主义特殊规律的发现引起了人类社会历史观的根本变革，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提供了理论前提，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价值则是为我们观察当代世界提供方法论原则。只要看看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中国梦的提出，我们就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作用。因为它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适时调整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即不断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为内容，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的。历史唯物主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确立最适合中国的道路、路线、制度的思维方法。
我总觉得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缺少这一大块，即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我们的研究者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建构、某个基本原理如何理解、原著中某句话的解读等问题上面。这些问题当然可以研究，也有必要研究，但不应该是我们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主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