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见，梅湖在八大山人的脚下泛着金波，似乎在和大师对话；高潮湖清澈的流水直通象湖，好像是象湖的小妹妹。
青云谱啊，一级的空气，一级的水质，一级的生态，多么令人向往，使人难忘。
不，不，使人难忘的不光是她的绿色生态，更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雄厚的工业基础，灿烂的美好未来。青云谱的美啊！说不完，道不尽。
不是吗？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早在5000年前就有先人在这里繁衍生息。更有明末清初大画家八大山人—朱耷，在此隐居20年，终成一代画师。300多年来，引得清代的郑板桥、任颐，现代的齐白石、傅抱石、潘天寿、李苦禅、张大千等无数的文人墨客、书画大师，竞相折腰。由此，我们可以说，青云谱成就了八大山人，八大山人辉煌了青云谱。八大山人和青云谱相得益彰，不可分离。
这里是1945年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首席法官梅汝的故里。想当年，梅汝，正义凛然，舌战群儒，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大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风。谁能说，梅大法官的铮铮铁骨不是得益故乡青云谱的悉心滋养呢？
是啊！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青云谱的名人不管是谁，不管他走得多远，他的根在青云谱，他们都有一个根本的身份：青云谱。东汉的徐孺子，清代的八大山人，现代的梅汝，莫不如此。青云谱是他们的母亲，他们是青云谱的赤子。
古代的青云谱，有太多的辉煌，太多的自豪。同样，现代的青云谱，有太多的骄傲，太多的荣耀。你看，你看啦，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从这里起飞了，它拉开了我国航空业腾飞的序幕；你听，你听啊！新中国的第一辆抡式拖拉机从这里下地了，大江南北的万里沃野传来了阵阵轰鸣；你瞧，你瞧啊！新中国的第一辆摩托车从这里下线了，它正向我们驶来，在我们的眼前幻化成今日伟大祖国长城内外各条道路上的不尽车流，而在这块土地上崛起的江铃汽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你再看，你再看啦，新中国的第一枚海防导弹从这里出厂了，它骄傲地飞向万里海疆，捍卫着伟大祖国的神圣和庄严。
谁能说，青云谱过去的这些辉煌，不是我国当代工业体制改革的酵母。
洪都集团、江铃集团、南昌印钞、江联重工、阳光乳业、南昌亚啤等20多家大中型企业像一颗颗闪烁的星星，把“南昌制造”举得高高。
谁又能说，青云谱的这些星罗棋布的大中型企业不是共和国工业大厦的稳固基石。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历史早已为青云谱镀上了一层闪耀的金色，时代已经把青云谱推进了一股大跃进的洪流。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这里环环相扣，招招出彩。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青云谱，迈开大步，勇往直前。
入夜，我心潮难平，意犹未尽，沿着光辉灿烂的包家花园文化广场、象湖桂花广场、灌婴广场、南苑广场、八大山人广场久久徘徊。这些广场，好像无数颗繁星，挂在人间，闪闪烁烁，令人着迷；广场上，灯火辉煌，绿树成荫，草坪翠绿，鲜花竞放，歌声悠扬，好一幅歌舞升平的景象。“象湖之春”社区文化艺术节，军歌嘹亮歌唱大赛等，一节又一节，使人们过得祥和多彩；《青云谱之歌》等，一歌又一歌，把人们唱得喜笑颜开；30万青云谱人民正豪情满怀，奔向未来。
青云谱啊！八大山人，胜地沉香；传承历史，延续文脉，你青云直上；青云谱啊！城南胜地，人世蓬岛，崛起城市副中心，英雄城的骄傲与荣光，你策马扬鞭，展翅飞翔。
面对你万千气象，豪迈气概。青云谱啊！我怎能不为你喝彩，我怎能不为你歌唱。
永远的梵高
文森特·梵高在阿姆斯特丹可说是无处不在，在学校、在码头、在宾馆、在大街、在人们的心里。这也难怪，梵高是阿姆斯特丹人民最优秀的儿子。整个荷兰都在为拥有梵高这样的天才画家而感到骄傲。祖国荷兰那古老的风车、艳丽的郁金香、神奇的木鞋和没在青草中悠闲吃草的美丽奶牛，成了天才梵高的精神原乡。阿姆斯特丹更是他的灵魂之所和永远的“家”。
这次有机会到荷兰，到阿姆斯特丹一游，我怎能错过亲自拜谒这位天才的机会呢？许多人都知道在阿姆斯特丹有两大看点，一个是著名的圣·尼科拉斯教堂后面的全球闻名的红灯区，另一个就是热爱艺术的人们非常向往的梵高纪念馆。我到达阿姆斯特丹的时候已是下午。两个景点，我只能看一个，我，一个无比热爱梵高的学子，毅然地放弃了一睹金发美女的机会，孤独地走向了梵高纪念馆，去和我心目中的天才“幽会”，一睹真实的梵高。比如说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梵高自画像》、《向日葵》、《鸢尾花》、《加歇医生的肖像》和《夜间咖啡馆》。在我看来，走向了梵高纪念馆就是走向了天堂，因为那里住着梵高，梵高在我眼中就是画界的上帝。
接触梵高，应该说是很久很久了，至少在我的大学时代，我就对那脱俗清丽的《向日葵》和《鸢尾花》留有深刻的印象。那高超的技法，把静静的植物画得传神。好像有灵气一般，穿过时空，使人看到了荷兰那美丽的大自然，梵高真不愧为荷兰之子啊！然而，就是这个荷兰之子，后印象派的三大巨匠之一，却一生穷困潦倒，特别是在他的祖国。他一生沉寂而悲怆，似乎比谁都活得沉重。爱情、事业、理想、生活，一切都跟光明无缘。他在生前只卖出过一幅画。他不断地追求爱，在画中努力表现出爱和阳光。他要用欢快的歌声来慰藉人间的苦难，正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他用全部的精力，追求了一件世界上最简单、最普通的东西，这就是爱。”然而，他却始终是爱的贫困儿，不光爱情跟他无缘，终生未娶，也没见哪位女子真心爱过他。如果说爱情是奢望的话，那别的爱，比如说祖国的爱、故乡的爱、社会的爱总可以吧！然而，热爱梵高的人们又想错了，就是现在把他当成骄傲和光荣的阿姆斯特丹，就是他的邻居，当年竟集体请愿把梵高送进了精神病院。可怜的文森特·梵高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就是穷鬼和疯子，从这一点来说，世态炎凉，东西方如出一辙。所以，在读《梵高传记》的时候，我的心极不平静，眼里一直噙着泪花，天才梵高太苦了、太孤寂了、太悲怜了。难道真的应验了李白的那句话“古来圣贤皆寂寞”吗？难道真的像人们所说：“天才和疯子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吗”？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梵高可怜，社会对不起梵高，他的祖国—荷兰对不住梵高。
走到纪念馆门口，我就听到了《Vincent》优美的旋律。叙事诗般的作品充盈着梵高作品中的浓烈色彩。据说，这首曲子已经日夜播放了几十年，跟我们庐山上的《庐山恋》影片有异曲同工之妙。听着这首曲子，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我迈开的脚步又迟疑下来。不知为什么，我想理理我的思绪，为梵高，也为自己。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进了这座艺术的殿堂，唏嘘不已。真是滑稽和讽刺啊！就是这座给天才梵高留下累累伤痕的城市阿姆斯特丹，现在却把梵高当成了它最感骄傲的儿子，引以为荣，大发其财。如果它还有良心，它就不应该忘记在19世纪的中叶，在梵高活着的时候，它是怎样欺凌、侮辱一个孤独贫穷而又是天才的人。梵高死了，它现在说梵高是它最伟大的儿子。我想问阿姆斯特丹，当年梵高在你的怀抱里饿得眼冒金花，你可怜过、施舍过他吗？你都干吗去了？有时，历史就是这么可笑，古今亦然，中外亦然。
纪念馆里陈列了梵高的200多幅油画，500多张素描。主要是早期的作品，有不少代表作流落到更“喜爱”梵高的别的国家的博物馆去了。这对阿姆斯特丹也是一个绝好的讽刺啊！“好东西，谁都喜欢”，不是吗？骄傲的曾经不可一世的阿姆斯特丹也有心痛流泪的时候。
梵高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远了，可梵高的艺术不朽。在阿姆斯特丹，我用心与梵高交流，用心去欣赏他的原作，去感受他在人生磨难中摆脱了传统桎梏而化入永恒的美丽灵魂。梵高以画自画像著称。他一生共画了40多张自画像，这些自画像记录了梵高的个人情感，特别是这段时间的爱情，痛苦，恐惧，迷惘等。《戴黑边的自画像》完成于1886年初，离他自杀时只有5年。这时梵高经济困难，生活漂泊，经常挨饿，内心不安。我在他自画像前久久凝视，仿佛又看到了穷困潦倒却又天才无比的梵高。生性善良的梵高，为了“抚慰世上一切不幸的人”，终生追求光明，自己却是那样的不幸、黑暗和阴霾。他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让人感铭五衷，不能忘怀。
站在梵高的作品前，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屏心静气，不敢出声，生怕打扰了他不屈而伟大的灵魂。我似乎听见了他在创作时的呼吸。听见了他在强烈的南国的阳光下一遍又一遍地呼喊，“明亮一些，再明亮一些”。可是他自己一生都不明亮。1890年7月23日，对世界和社会绝望的天才画家在奥维尔小镇外的一片麦田里用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去世时，和天才拉斐尔、卡拉瓦乔、华多一样，只有37岁。梵高走了，那无奈的枪声也整整回响了一个多世纪。可热爱他的人们却一直相信，他没有离去，他不会离去，他还在荷兰的金黄色的麦田之中画向日葵。
有人说，朴素的生命也会开花，这话真没错。不是吗？我看到的那束怒放的金黄色的向日葵，喷薄的就是梵高那永不熄灭的灵魂之火。
梵高不死，梵高永生，梵高在你我的心里。
中国散文，你怎么啦？
近几年来，在小城流浪，挂的是一个闲职，基本无事可做，大量的空余时间用来读书，写作。写了不少散文（essay），更多的是随笔（sketch），有不少读者不光是阅读，有的还作了剪贴和读书笔记，并打来电话，发来信息，相互商榷。我的回答是，我的那些东西实在是拿不出手，更不登大雅之堂。不光是我，当代中国散文，就像一个得了相思病的少女，总是打不起精神，跟上个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相比，是既没有什么大家，也没有多少流芳百世的名篇。关心散文的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散文到底怎么啦？
人们都知道，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散文国度，自先秦以来，直至清未，历代都有散文大家的出现。令人耳熟能详的就是所谓的“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等的古文，实在是令人口服心服，五体投地。历史的车轮辗到了上个世纪初，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变革，白话散文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新文学的舞台。以鲁迅、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郁达夫、朱自清、徐志摩、沈从文、丰子恺、巴金、冰心、萧红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散文大家迅速崛起。他们以自己的才华、灵气和勤奋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令人侧目的纪念碑。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还百读不厌，津津乐道，引以为豪。可是时代发展到了现在，我们的散文却沉默了。读者冷落了散文、散文冷落了自己，散文到了这种地步，无非是两种因素使然。一是如今的社会物欲横流，一切都向钱看。心理狭隘的人们攀比的是谁家的房子大，谁家的车子豪华，谁家的存款多。人们再也不攀比谁读的书多，谁上的清华、北大、哈佛、麻省理工，更不问你读了名家的散文没有？你身上有没有儒雅之气，学者之风，这是大环境使然。世风日下，学风日下，麻将风日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环境下，在这样的土壤里，散文之树不是夭折，就是枯黄，真正能够走过百年，走向永远的，恐怕是少之又少，凤毛麟角。第二就是我们的散文家素质欠缺。和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以鲁迅、周作人等为代表的优秀作家群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徐志摩、巴金等一大批灿烂的明星，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们不仅从小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底子，而且大都留学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他们不光精通国文，而且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像辜鸿铭、陈寅恪，他们竟然精通七、八种乃至十多种外语，不光是优秀的作家，而且还是优秀的翻译家和教授。那种功夫，真是了得。散文大家巴金在《谈我的“散文”》里说，他在私塾里就会背几部书，其中有一部是《古文观止》。就是这部《古文观止》从周代到明代就有200多篇。真是了得，问问我们身边的人，有几人能背下《古文观止》，反正我是背不出。巴金还说，这200多篇“古文”就是他的启蒙先生，他后来写了20多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不光是熟背古文，巴金还翻译过好几本外国书。看看前辈的底蕴，咱真是汗颜啊！综观当代的散文作者，可说是鱼龙混杂，有教授、编辑、大小官员、明星、二奶、打工者，甚至还有个体户。各人的生存状态不一样，写的东西也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文化底蕴不厚，广大读者不满意。自己的修炼不到家，怎么可能端出一盘令读者满意的大餐呢？
当代散文作家不光是中西知识架构，不能跟上个世纪上半叶以鲁迅等为代表的散文大家相比，更重要的是他们缺少陈寅恪所遵循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现代作家哪一个不是执笔直言，有独立之思想，而且把这种思想同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说自己想说的话，说自己的心里话，说人民的心里话。所以，他们的作品才厚重、厚实、才打动人、激励人。这一点，我认为比作家本身的文化底蕴更重要。而我们的当代作家，许多写的是马屁散文，政治散文，报喜不报忧，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人民的散文、自然得不到人民的喜欢和热爱。我曾经就津津乐道地沿袭杨朔式散文—报喜不报忧，但后来进行过反思，如果散文不讲真话，不是心里有话要说，而是为了发表散文而写散文那怎么能得到人民的钟爱呢？我说这些，并不是要否定杨朔，相反的，我认为杨朔散文对白话文散文的发展具有开拓性贡献。问题是，社会进步了，历史发展了，我们不能不与时俱进。可以说：“散文不讲真话”，对散文的阻滞是巨大的。还有一点，随着商品经济的汹涌澎湃，有不少人玩起了网络散文、新散文，散文舞台一时似乎热闹非凡，似乎谁都可以写散文。当我们逐一审视这些作品时，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名篇佳作。更有少数人，自己功底不扎实，却拼命地否定鲁迅、朱自清、杨朔等大家。这种风气盛行，咋会有好的散文以飨读者？
中国散文如何能够重新赢回读者再创辉煌，除了作者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底蕴之外，我认为简单点说，就是两点，一是作者需要自在的心态。因为超拔而自在的心态是回归文学本体，抵达人性深处的前提条件。作家自己丰富的心性发育程度，心灵自由的幅度，直接关系到散文作品的艺术魅力。优秀的作家一定要具备自由、自在的心态，具备不依附社会功利的独立的审美意识。第二，散文一定要有真情实感。说真话，抒真情，以情动人，以情感人，切忌无病呻吟和溜须拍马。一定要像巴金所说：“我写文章，因为我有话要说。”一定要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纳兰性德时所说：“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