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出现了从大革命失败以来未曾有过的高涨形势。其主要标志是，游击战争的发展与革命根据地的扩大，白区党组织的恢复与工人运动的高涨。虽然从其规模和程度来说，都还不具备举行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但却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如何制订斗争策略，以夺取革命胜利的新问题。
江西的革命斗争正如火如荼。1929年1月，为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出发进军赣南，不久，与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结合，相继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这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1月26日，湘、赣两省敌军分三路向井冈山的大小五井进犯。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等部在赤卫队配合下进行英勇反击。3月20日，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以赣南、闽西20多个县为割据区域，并使之与湘赣边界的割据相连接。到了4月份，红四军前委进一步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此后，赣西南、闽西的革命斗争迅速发展。
另一方面，与国民党军政当局在地方接连破获共产党秘密领导机构的情况恰好相反。继1927年下半年“清党”运动和中共暴动的高潮过去之后，中共中央重要骨干被捕被杀的情况却日渐减少，而中共中央更是得以继续坐镇上海，设置各种机构，一面指挥一切，一面频繁接待转运国内外干部。它甚至还能够在巡捕房和国民党人的眼皮底下，举行具有相当规模的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和反帝大同盟会议等较大型会议。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等地用来对付共产党秘密工作的，主要还是公安局或警备司令部等机构。特别是在租界区，它更是主要只能借助巡捕房的力量。在此期间国民党方面破获的最大一起共产党人案件，就是中共军委秘书白鑫向上海公安局特派员范争波密报了中共军委开会的时间和地点，范通过法租界巡捕房，于1929年8月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杨殷，以及颜昌颐、邢士贞等几位中共军委的主要干部抓获。但是，这些机构工作性质复杂，不可能都集中精力来对付共产党。而国民党这时的特务组织，即最先组织起来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时也才刚刚开始建立，不仅组织上十分薄弱，人员也鲜有专业训练。更何况，在这段时间里，南京国民党中央的主要精力还要放在统一国民党各派力量的问题上，从蒋桂战争到中原大战，大规模战争接连不断。因此，调查科不能不分出大量的精力去对付第三党、改组派、国家主义派，以及地方派系和其他异己的民众团体等等，它能够用在侦查破获共产党组织方面的力量自然非常不够。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眼见共产党的力量从城市到农村恢复发展十分迅速，而南京国民党被派系战争搞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以向忠发和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甚至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全国性的武装暴动，想要一举推翻南京国民党的统治。
1929年11月，因为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举行“反帝日”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11月15日，鉴于陈独秀继续坚持错误，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污蔑红军为“流寇”，反对建立革命根据地，采取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已变成取消主义者，并成立托派小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并通报全党。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多种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决议案》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树立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并且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对敌军采取正确政策等。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赵一曼被调到江西南昌，在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赵一曼化名姓高，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赵一曼和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的江西省委秘书王宏假扮成夫妻，组成了一个“家庭”掩护机关工作。
在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后，江西国民党新军就把设立在南昌的中共江西省委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命令军警和特务严加防范，并欲除之而后快。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6月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江西省委机关就遭到两次破坏。1929年2月，中共中央为加强江西工作，决定改组省委常委，任命沈建华为省委书记。
赵一曼和王宏在一个偏僻的胡同里找了间房子住了下来。这里既隐蔽又可很快到达交通要道，已有一定地下工作经验的赵一曼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
赵一曼白天操持家务，抱着孩子提着篮子去买菜，回来洗衣做饭收拾屋子，从外表看就是一个普通的百姓之家。晚上，王宏从外面回来，两个人互相交流情况，商量怎么进一步开展工作，或者抄写、油印文件。他们把油印机藏在赵一曼的床底下。床上有两套被子，王宏晚上就搬一套被子睡在客厅里的木沙发上。南昌的冬天很冷，湿冷的空气从各个角落里钻出来，很不容易对付。宁儿都感冒了好几次。后来赵一曼学会了熬草药。
有一天，王宏去省委机关开会，深夜未归，赵一曼一边处理文件一边焦急地等待着。到了半夜，才见王宏突然跑回来，叫赵一曼抱起熟睡的宁儿快跑。他说，出了叛徒，省委机关已经被破坏，估计敌人马上也要追来了。他把抱着孩子的赵一曼推出后门，自己转身回屋烧毁重要文件。
宁儿的衣服都没有穿。来不及穿了。赵一曼就用被单把宁儿包着，跑出去。赵一曼刚从后门出来，就听到敌人用枪托砸门的声音，紧接着几声枪响。她强忍悲痛在夜色里跌跌撞撞地奔跑起来。
那是1929年11月23日。
事后赵一曼才知道，在这次事件中，江西省委机关及其下属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300多名党员、团员、革命群众被杀害。1929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江西的党组织遭到空前大破坏，先后被捕的有省委书记沈建华，省委常委、工委书记胡子寿，前省委书记、省委特派员张世熙，省委特派员、策划罗炳辉将军起义的赵醒吾等共400余人。
这次大破坏的罪魁祸首是南昌卫戍司令张辉瓒。1928年10月，张辉瓒任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军衔中将。他于1929年兼任南昌卫戍司令，此人用极其残酷的手段镇压革命，共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1000余人。
后来据张辉瓒在《南昌卫戍司令部破获共党机关概况报告书》中报称：因他上任前已多方打探，故受命以后“运用种种方法及手腕，从已捕获之共犯口中侦察其余党”。包括派人入狱伪装共党之被捕者，借此探询扣押“共匪”之口气；每破获一共党机关，即派员蹲守，以待其余党自投罗网等。结果“先后破获共党省委赣西交通机关一，省委赣东北交通机关一，省委总交通机关一，省委机关一，南昌市区委机关一，省委第一监狱支部一，近郊区委机关一，又共党主义青年团省委机关一，团南昌市区机关一，团交通机关二，团第一监狱支部一，团近郊区委机关一。计拘获共产党江西省委书记沈剑华一名，省常委胡紫绶一名，省委兼秘书长刘企勋一名，省委总交通舒心伦一名，省委中央交通何润生一名，省委赣西交通李一彬一名，省委赣东北交通高文龙一名，南昌市区委书记万洪山一名，省委第一监狱交通萧冠宇一名，省委赣东巡视员王立生一名，抚州县委书记廖之萍一名”，“至共产主义青年团则拘获省委兼书记欧阳焜一名，省委兼宣传部长陈长荣一名，省委秘书长兼代组织部长庞（彭）云飞一名，南昌市区委书记龙飞一名，省委交通郭荣宗、张治禅二名，省委秘书处技术书记李正芳、赵克植二名，第一监狱支部交通张焰一名。其他党团员及其群众合共达数十名之多”。江西省委因此被破坏殆尽。连带赣西特委、赣东北特委，樟树、德安等地县委，亦先后遭到破坏。
——这个张辉瓒，后来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任中路右纵前线总指挥，率第十八、五十师进攻红军。12月27日，在江西吉安龙冈被红军活捉。毛泽东听说后，高兴地写下“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这样描述苏区军民取得反第一次“围剿”胜利的诗句。1931年1月28日，在东固万人公审大会上，张辉瓒被愤怒的群众处决。
再说那天晚上，赵一曼抱着宁儿跑出来，外面正下着大雪。她抱着孩子跑啊跑，前面看不见路，白茫茫一片。一直跑，跑出很远之后，她才看到有一个村子。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近处，惊喜地发现了一个稻草堆，她就把那个稻草堆刨了一个坑，然后抱着宁儿钻到里面去，这样过了一晚。
为了向党组织汇报情况，尽早营救出被捕的同志，赵一曼决定前往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上海，但此时她已身无分文，只好抱着宁儿沿途乞讨。江边没看到船，她只好沿着赣江四处寻找。四野静悄悄的，冷风卷起雪粒，在空中飞旋。雪白得耀眼。赵一曼走着，从这个村到那个村，只有宁儿啼哭的时候，她才坐下来歇一歇，讨碗水，讨口稀饭，喂一喂孩子。如果有人问她的来路，她就说，她进城找孩子的爸爸，路上遇到了土匪，被抢了。
黄昏的时候，赵一曼带着孩子来到江边上一个小镇，那里的一批粮船正要启程。她咬咬牙，把一直珍藏着的离开莫斯科时丈夫陈达邦送她的银怀表掏出来，给船老板抵作船票，搭船到九江。她心里念叨着丈夫的名字。这可是丈夫送给她的爱情信物啊，可现在，她不得不把它拿出来。赣江上风很大，船是逆水，走得很艰难。冬季水浅，遇到浅滩，船夫们还要下去拉纤。这个季节在船上过夜是很冷的，船工们都自备被褥，赵一曼什么也没有，抱着孩子冷得瑟瑟发抖。还好，船老板的妻子看在那块怀表的分上，给了她一床破棉絮，才勉强抵挡了晚间的寒冷。两天后，船终于到了九江，码头上正好有一艘开往上海的客轮。可她身上现在什么可卖钱的东西也没有了，她很着急，幸亏船工们给她想了个绝妙的办法，他们悄悄地把运粮的木船撑到轮船近旁，趁人不注意，让她抱着孩子钻了进去。
不过在半路上，她还是被船员发现了。老板说，船钱还是不能少的。赵一曼只好承诺船老板到上海再给钱。到了上海，赵一曼交不出船钱，船老板就叫一个小伙计跟着她上岸去拿钱。但是为了党组织的安全，赵一曼不能带这个小伙计去接头地点。怎么办呢？她就忍着寒冷，抱着饿得哇哇直哭的宁儿，装作找人的样子，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可是怎么也甩不掉小伙计。来到一个集市旁，赵一曼实在无奈，只好把宁儿放到了马路旁，从地上拣了几根稻草，挽了一个草标，颤抖着插在了宁儿的头上，装作投亲不遇，甘愿出卖自己的亲生儿子。
就这样，她坐在街边，叫卖起自己的孩子了。一大群人围过来看热闹。她哭诉着：“我因投亲不遇，又遭土匪抢劫，没法子活了，只好卖掉这唯一的亲儿子。愿买的，请给大洋一百元。”生怕真的有人买，她故意把价钱说得很高。
小伙计也是穷苦人家出身，看到这一幕，产生了同情心，悄悄地走开了。
等小伙计走了，走远了，赵一曼才抱起宁儿向联络站走去。
经过几次艰难的脱险经历，赵一曼不得不认真考虑宁儿的安置问题。虽然宁儿在她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能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可宁儿一天天长大，不能总让他跟着自己东奔西走过漂泊不定的生活啊。他应该有一个相对安宁的生活环境，来学习，来成长。再说，带着孩子做革命工作，对孩子来说也非常危险，这样下去，她不但保护不了孩子，还可能害了他。她深刻而自责地认识到，只要她继续干革命，就没法做一个好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