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回到了上海，立即向党组织汇报了在宜昌开展联络工作的情况，并向党组织要求接受新的任务。
这时，她化装成一个女工，住在弄堂里。没有职业，每月从党组织那里领几块钱，维持最简单的生活。由于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再加上突发事件身份暴露，情绪紧张，她的乳汁突然少了，宁儿吃不饱，不停地啼哭。
夜里，她一边哄孩子睡觉，一边读革命书籍。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斯大林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北新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史》等等。还有关于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方面的材料。她每天都在油灯下学习到深夜。她觉得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说得很好：
“列宁说过，中国人在最近期间将有自己的1905年。某些同志把这句话理解为在中国人那里一定会一模一样地重演我们俄国1905年所发生过的事情。同志们，这是不对的。列宁根本不是说中国革命将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翻版。列宁只是说中国人将有自己的1905年。这就是说，除1905年革命的一般特点外，中国革命将还有它自己独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一定会给中国革命印上自己的特别标记。
这些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特点是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革命。这就是它首先和1905年俄国革命不同的地方。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仅表现在它的军事威力上，而且首先表现在中国工业的命脉即铁路、工厂、矿山、银行等都处在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支配或控制之下。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和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中国走狗作斗争的问题不能不在中国革命中发生重大作用。这就使中国革命和世界各国无产者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直接结合起来。
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它比1905年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软弱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工业的命脉集中在外国帝国主义者手里，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会不软弱和落后。在这一方面，米夫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是中国革命特有的事实之一，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然应当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
同时不应该忘记中国革命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在中国旁边有苏联存在着并且发展着，它的革命经验和它的帮助不能不对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起促进作用。”
赵一曼的新工作是到附近的工厂去发动革命。这天，她来到一家发电厂，找人询问有关发电厂的情况，包括电厂的作用，有多少工人、职员，厂长是谁，这些人的政治倾向，多少人能够接受党的领导，多少人能与党合作，电厂有无反动组织，哪些人坚决反共等等。让她惊喜的是，她弄到了一张地形图，她在图上做了标记。还有一张是电厂平面位置图，包括电网及暗堡位置，如果武装进攻电厂是很有用的。她把这些资料交给上级党组织。
不过，也有碰到钉子的时候。
比如有一次，她装作找人的样子，站在一排窝棚前，跟一个摆零食摊的老头子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眼睛留心观察着对面缫丝厂的动静。
下班铃声响了，成群的女工呼啦啦拥出了大门。
她迅速地插了进去，一边走一边像是在找人。忽然她挽住一个女工的膀子亲热地说：“大姐，你住哪里？”
女工迟疑地说出一个地址。
“我是新来的，”她紧接着说，“有件事想请教你，我跟你走好吗？”
女工望了她一眼，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赵一曼紧跟着她，到了女工租住的地方，赵一曼跟着她进了屋。她掏出一张纸片，递给那个女工：“大姐你看，这纸上写的什么？”
“我不识字呀！”
“唉，”赵一曼装作失望的样子，说，“听说这是共产党散的传单，讲咱们工人苦处的！ ”
“啊！”那个女工像遇到野兽似的，“快扔了吧，查出来要坐班房呀！”
“我才不怕呢！”赵一曼滔滔不绝地说道，“你看，我们工人过的什么生活！一天挣一角六分钱，连吃喝都不够，还得交各种各样的款项，我看，总有一天工人得罢工！”
女工不敢听下去了。她是卖掉唯一的首饰才托人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的。到处都在闹经济危机，要是罢工被开除了，一角六分钱也没人给，可怎么活下去？现在哪一个老板不吃人？于是她不再理赵一曼，只管忙自己的事情。
赵一曼讨了个没趣，只好离开了。
吃一堑长一智，赵一曼渐渐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方式，不搞罢工，不搞破坏，利用伪工会搞话剧、歌咏等活动，开办文化补习班来团结群众，培养积极分子，扩大党的队伍。她按照组织决定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把合法斗争与秘密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既开展了工作，又保护了自己。各厂都有国民党特务活动，什么“清共先锋队”、“人民服务队”等便衣特务们出没于各厂周围，斗争形势是残酷的，这就要求自己工作时必须格外谨慎、讲究策略、注意保密。她设法接近一些中立分子，通过他们来了解情况，掩护自己。二、注意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在组织话剧团、歌咏队、文化补习班等活动中，重视厂内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愿意接近工人群众，地下党组织也明白厂里如果没有技术人员是不行的，这样彼此就走到一起了。组织想办法请他们教工人学文化，参加文体活动，他们都欣然参加。三、不搞形式上的轰轰烈烈，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抓紧一切有利时机秘密串联，用谈话、聊天的方式宣传革命道理，讲工人要翻身解放做主人，就要摧毁腐朽的旧社会，启发工人自我解放的意识。四、培养青年积极分子，把培育青年，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素质当作一项立足长远的大事来做。尽管大家工作十分劳累，生活艰难清贫，但赵一曼还是把一些进步传单和书刊介绍给厂里的青年骨干，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认识。
最让她惊喜的是，有一天，郑秀石通过党组织找到了她，并且还带来了郑奂如！这时郑奂如也来到了上海搞地下工作。赵一曼对郑秀石说：“一到上海，我就想打听你的消息，可想到组织纪律，我又打消了念头，你们是怎么找来的？”
郑秀石笑道：“也是组织安排的啰。”
三个人大笑起来。
她们各自倾谈别后的情况。原来，早在1928年1月，中共川南特委在富顺三多寨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川南暴动计划。会后，四川早期革命先驱者陈泽煌（？－1930年）就任川南特委组织部长，指挥由曾君杰、赵之祥、郑则龙、袁敦厚等直接领导和发动的宜宾地区规模最大、时间最早的南溪农民暴动。暴动不幸失败后，陈泽煌以省委特派员身份到宜宾视察工作，整顿组织，在七星岩金鸡岭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向参加会议的宜宾党团机关成员和从南溪撤退下来的同志报告当前形势，总结经验教训，部署今后工作。提出“保持力量，继续战斗”的方针，最后宣布省委指示，由高涛接任宜宾县委书记。会后，为了党团机关安全，陈泽煌建议组织转移。郑秀石和郑奂如都是组织委员，她俩同陈泽煌及县委书记高涛组成“假家庭”开展革命工作。端午节前后，形势急转直下，郑秀石、郑奂如和高涛都调离了宜宾。她们就这样来到了上海。
赵一曼说：“可笑的是，川军刘湘和桂军张义纯还在宜昌打了一仗！”
郑奂如说：“是啊，只是可怜那些无辜的老百姓。”
赵一曼说：“等革命胜利了就好了，老百姓就可以太太平平过日子了！”
她们憧憬着未来的幸福生活。赵一曼看着怀里的孩子，喃喃自语道：“那时，孩子他爸爸也该回来了，我们一家也该团聚了吧！”
郑秀石笑她，说：“那时你还说独身，终身不嫁，怎么出国不到一年，就连孩子都有了哇！”
赵一曼说：“是啊，真的说不清楚。”
郑奂如说：“姐夫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了，不然，你哪会看得上他，想当年，连佑之大哥那么优秀的人都没能打动你的心。”
一句话说得赵一曼脸红起来。
赵一曼的住处和郑秀石姐妹俩离得很近。几乎每天上午，赵一曼都要提着菜篮子，抱着宁儿，来打个照面。赵一曼打扮得像个十足的家庭妇女。她一打开“话匣子”，就要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她总是提到周恩来的名字，总是恩来长，恩来短的说个不停。因为她是非常敬佩周恩来的。早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时，她就见过周恩来。1927年3月，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了胜利，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事变，中共转入地下活动。8月，周恩来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他又在上海领导党的地下工作，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蒋介石知道周恩来就在上海，但就是抓不住他。他把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找去大骂一顿，限令他尽快破获中共中央机关。徐恩曾挨了一通骂，垂头丧气。那天恰巧是星期六，他把机关事务交代给秘书钱壮飞（他哪知道钱壮飞也是地下党员呢），按例带好密码本，坐夜车到上海玩去了。那天晚上，徐恩曾登上上海最高的建筑——国际饭店的顶层，眺望着灯火闪烁的夜上海，真想大喊一句，周恩来，你们到底藏在哪里？徐恩曾不曾料到，周恩来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而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关向应他们就是从他手心里逃走的。原来周恩来考虑到上海复杂的政治形势，为了保护中共中央机关和重要领导人，特地设立中央特科，还建立了由中央特科直接掌握的武装行动队——红队，专门负责惩治叛徒、营救被捕同志。
谈起这些，赵一曼总是特别兴奋，弄得郑家姐妹很紧张，叫她小声一点。现在是在白色恐怖中，她们担心隔墙有耳。敌人是很狡猾的。在宜昌，赵一曼仅仅是卖了一点首饰，就被他们盯上了。可赵一曼改不了她的爽朗的性格，不一会儿又大声说起话来。这种性格，很多时候是好的，但在作地下斗争时，一不小心，也很容易带来危险。
郑家姐妹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夏天的一个早上，只见赵一曼抱着孩子，突然闯进了她们住的地方。赵一曼浑身是汗，她急急忙忙地说道：“我患了虎列拉（指霍乱），得马上住院。”说着，把宁儿往郑秀石的怀里一塞，转身就走了。
自此以后，她们好几天都见不着赵一曼。果然出问题了。
按照当时地下工作者的隐语翻译，得病住院，就是表明机关出了问题，不能再住了，要转移到医院去。住在医院里，一来可以作掩护，二来便于接头。当时她们说话，凡是涉及工作方面的，都习惯于用隐语，免得外人听懂走漏消息。
这一下，搞得郑家姐妹手忙脚乱起来。她们还没有照料孩子的经验呢。宁儿才半岁，身体瘦弱，有点认生，爱哭闹。她们两个只好交替着抱他、哄他，把手臂环起来当摇篮，不停地摇晃着，在地上来回走，嘴里还哼个不停。不一会儿，抱孩子的那个就大汗淋漓了。见宁儿仍哭个不停，她们才忽然想到，他是不是饿了，于是一个哄孩子，一个忙着煮稀饭。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她们才让宁儿安静下来。
这样焦头烂额地过了半个月，赵一曼终于“病愈出院”，来接孩子。赵一曼看见宁儿长胖了，郑家姐妹却瘦了许多，都有了黑眼圈了，房里也乱糟糟的，晾毛巾的木架上挂着小孩子的小褂小裤，散发着一股小孩子的尿臊味，她不禁开心地笑了起来。她把宁儿抱着坐在身上，捧起他一双小手说：“你这个小家伙哟！把两个娘娘整恼火了！等着会说话的时候，记着不要叫娘娘，要喊干妈呀！”
赵一曼把孩子抱走了。她又有了新的工作和住处。
这时，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十分艰难，机关经常遭到特务的破坏，干部调动是十分频繁的。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郑家姐妹没有见到赵一曼。直到有一天，郑秀石正在烧煤油炉煮晚饭，忽然听到楼下房东叫道：“二楼亭子间的接电话。”郑家姐妹正是住在二楼亭子间里的，郑秀石跑下楼，拿起话筒，只听里面传出赵一曼熟悉的声音：“我病了，东西也被人偷了，孩子和我的衣服被偷了个精光，请你们把多余的衣服送一些给我，我在‘长沙湘记’旅馆等你……”郑家姐妹急忙准备起衣服来。郑奂如腾出了一件驼绒的袍子，郑秀石拿出了她心爱的大围巾，如此等等。又把旧衣服拆开，做了小孩子的棉裤棉袄。当她们把一包衣服送到四马路东新桥“长沙湘记”旅馆时，已经是深夜一点多钟了。三个人又紧紧地抱在一起。赵一曼虽然还那么瘦，脸也冻得发紫，但她的眼神仍是那么坚毅火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