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迟敬德这样骄横却又正直的人，必须施之以恩，使其感动，但必须抓住其弱点，给予其适当的恫吓，起到威慑的作用。
为感慨唐太宗李世民驯服悍臣尉迟敬德之事，有诗叹曰：居功悍将气凌人，明主恩威驯莽臣。
巧借韩彭喻今古，尉迟醒梦汗淋淋。
像尉迟恭这样的武将，虽正直不阿，但也往往有行为粗暴头脑简单的缺点，根据其性情因势利导，施法威慑，还是必须的。
唐太宗自然用得恰如其分。
（六）曹操御人有方
曹操御人术虽有多种，而赏罚分明得当，则为重要方法之一。
曹操历来坚持有功就赏，有罪就罚，一视同仁，不分贵贱。
汉末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时，董卓勇将华雄连斩联军数员大将，诸侯中无人可敌。
此时，尚为平原县令刘备手下一名马弓手的关羽挺身请战。
袁术当即怒斥，命人赶出。
而曹操却说：“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
”结果，关羽片刻间便提华雄头进帐报功。
接着，张飞鼓动诸侯乘势进兵杀人关中以活捉董卓，袁术仍怒喝：“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赶出帐去！”此时，曹操再次反驳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
曹操动用赏罚手段时，往往赏多于罚。
部下只要有功，必给相应奖赏，而且针对不同的人、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
曹操在庆贺铜雀台建成时，进行比武活动，为了增加喜庆气氛，竟设法搞了一次人人获胜、人人有份的物质奖励。
在与李催交战中，许褚连斩二将，曹操即手抚许褚之背，把他比作项羽手下的猛将，激动地称赞说：“子其吾之樊啥也！”当荀弃袁投曹后，曹操见其才华出众，当即把他比作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高度赞誉说：“此吾之子房也！”一次，在与关羽交战中，徐晃孤军深入重围，不仅获胜，且军容整齐而归，秩序井然，曹操当即把他比作汉朝的名将，大加赞赏地说：“徐将军真有周亚夫之风矣！”曹操引用历史上杰出人物作比，对部下及时给予高度评价，这种精神鼓励，实际上超过任何物质奖励的作用。
曹操特别重视奖惩手段的诱导教育作用。
这不仅表现于自己部下，也表现在他对于敌对营垒将土的处置方法上。
曹操特别敬佩关羽“事主不忘本”的忠义精神，当关羽得知刘备下落，立即封金留书而去，曹操则对部下说：“不忘旧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
”袁绍谋士沮授被俘后，明确表示不肯投降，曹操越发以礼相待，后沮授盗马私逃，操怒而斩之。
沮授临刑而神色不变，操则后悔地说：“吾误杀忠义之士也！”命以礼厚葬，并亲笔题墓：“忠烈沮君之墓。
”与此相反，对卖主求荣者，曹操则一向深恶痛绝。
曹操部下侍郎黄奎与马腾勾结欲刺杀曹操，与黄奎之妾私通的苗泽向曹操告密，使操擒获了黄奎和马腾，曹操不仅不赏赐苗泽，却认为苗泽为得到一个妇人，竟害了姐夫一家，说：“留此不义之人何用！”终将苗泽与黄奎之妾一并斩首。
奖惩自身并非目的。
受奖者，励其用命之忠，使之感恩戴德，更加效力于己；受惩者，责其背义之行，臭名披露，用以儆戒部下深思。
这可谓曹操用人的独到之处。
总观蜀、魏、吴三国，虽各有杰才，但以魏国人才最多。
集拢在曹操手下的谋臣不胜枚举，而且这些人，一旦投到曹操手下，便不仅能够各逞其才，而且皆能死命效力，少有叛变离心者。
汉末，群雄逐鹿，就人格“魅力”而言似乎曹操留下了更多耐人寻味的话题。
其中最为后人乐道的就是他唯才是举论，统揽天下英雄，尽入我斛。
但怎样使用，又见出他技高一筹。
（七）周总理的管人点滴
人对批评的接受程度与批评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不注意方式，则撼山山不动，震虎虎不惧，徒劳无功，甚至会起反面的效应。
作为领导者，不仅要善于处理和上级观点一致时的上下关系，还要善于处理和上级观点不一致时的上下关系，这就需要下级领导者识大体顾大局。
1.总理训人方式多
周恩来作为一位深受人们爱戴的领袖人物，一般人认为，他一定总是以温和的态度和下级接触，在谈笑中解决问题。
但是，他并不是一团和气的好好先生。
周恩来在调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时，历来反对那种无原则的调和主义，主张正确运用批评这一思想武器，他对部属从来都是严格要求，该批评的批评，该帮助的帮助，从不因为怕影响与下级的关系，而降低标准，放松管理，对错误从不姑息迁就，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修正错误。
（1）坚持原则
对原则问题，领导者态度坚决，批评严厉，既显示了领袖的人格威慑力量，又具有很大的刺激和警策力，使批评的影响持久而深远。
相反，如果领导者畏首畏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暧昧不明，就必然会挫伤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并失去他们的爱戴；同时，使犯错误的同志也难以痛改前非，而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65年5月间，《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和陈毅出访印尼等四国归来受到热烈欢迎的照片，这是《人民日报》社摄影记者自己拍的照片，但发表时又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和女同志的形象，并用剪贴的办法移动了欢迎人站立的位置，对此，周恩来非常生气。
他批评指出，《人民日报》社没采用新华社发的经过陈毅副总理看过的照片，而且错误百出。
他说，这件事情不能只从技术上来看，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因为这次少奇同志出访四国意义重大，回北京时的欢迎场面是我亲自同中央有关同志商量安排的。
去欢迎的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并且特意组织一个“满堂红”的大幅照，以充分体现对这次出访成功的支持。
《人民日报》社任意裁去一些民主人士，就违背了这种精神，缺乏政治敏感。
《人民日报》社又把特意安排的女同志裁去了，表现出政治观念薄弱，有大男子主义味道。
《人民日报》社把原来照片中各人站的位置擅自挪动，甚至把人头像剪下来挪动拼贴。
周恩来严厉地指出：“这不是叫人头搬家吗？”这是弄虚作假，“我们党的新闻事业不允许弄虚作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实事求是。
”
1971年的“9·13”事件，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一事件影响巨大。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此事对外绝对保密。
当时，我国驻苏大使馆察看现场后，派二秘孙一先回国向总理汇报。
同机返回的还有中建公司的几位同志。
总理让符浩到机场去接，符浩把孙一先接到招待所，而让中建公司的贺喜同志回家，嘱咐他绝对保密。
当晚周总理听符浩汇报情况。
大家坐定，周恩来问：“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谁？”符浩回答还有中建公司一位同志，已经回家。
没等他说完，周恩来的脸色一下沉下来，双眉猛然一蹙，厉声打断他，问：“你当过兵吗？”周恩来对符浩非常了解，知道他是行伍出身，洁问一个行伍出身的人“你当过兵吗？”这批评够严厉的了，其分量比“你不应丧失一个‘兵’的警惕性”之类的话更严厉！
现实工作中，我们却经常感到批评难，作自我批评也难，怕伤害了感情，影响了关系。
有的人实行。
“多栽花，少栽刺”的原则，使自由主义泛滥，严重腐蚀了党的肌体。
其实，出以公心，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批评，不仅不会伤害同志，影响团结，而且还会增进上下级之间为共同目标努力奋斗的革命情谊，真正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2）贵己正人
50年代中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与中国签订了中德友好互助条约。
在他访问期间，周恩来曾召开国务院会议，报告两国总理会谈情况。
会前，周恩来嘱咐前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今天的会议不要报道。
”第二天，周恩来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作了报告。
会议决议，特命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授权他与德方签订中德友好互助条约。
会议结束后，记者照往常的做法，发了一条新闻。
按国际惯例，两国签订条约，要经双方约定时间，同时公布。
现在条约尚未签订，我方在消息中已透露了中德两国签订条约的事，这是对对方的不尊重。
周恩来在第二天阅报时，见到了这条消息，他立即打电话给陪同民主德国总理到沈阳访问的中国同志，请他向客人表示歉意。
下午，周恩来在政务繁忙之中，把有关领导同志和记者都找到了中南海西花厅他的办公室开会。
他把这条错误报道作为“麻雀”进行解剖，以便从中吸取教训。
他听了记者写稿子经过的汇报后，先作自我批评，说他只在国务院会议上提醒了记者，却没有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向记者作交待，这是自己的疏忽。
当事记者听了，深受感动，内疚不已。
周恩来接着指出了这条新闻错在什么地方，错了会造成什么影响。
并说，报道有关他的重大活动，应该告诉他一下，不是他这个人要如何，而是出了错误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坏影响。
周恩来又对新华社领导人、总理秘书和其他同志，一一指出自己应持的态度，应负的责任和应接受的教训，大家听了周恩来的批评，既认识到了事情的严肃性，心情又非常舒畅，都感到上了一堂生动、深刻、形象的如何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教育课。
因为周恩来并没有简单地训人，在批评对方时把自己摆了进去，批评与自我批评并用，意见虽然尖锐，但态度诚恳，对方容易接受，批评的效果当然好。
（3）严慈相济
周恩来批评人，对人严格要求，不是为批评而批评，批评不是目的。
目的只是为了激励人，把工作做好，因此，周恩来非常注意批评的善后工作，“严”“慈”相济，严辅之以慈，并通过慈使严为人所接受；慈融于严中，并通过严使慈神圣化。
1952年，在莫斯科，周思来在审阅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以便提供援助的“一五”计划（草案）及总说明等几本小册子时，发现一份数字对不上。
他立即打电话严厉批评了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允许！一个年轻人要对自己经手的工作，绝对地负责任。
”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代表团驻地看望大家，在午餐桌上，他亲自斟满两杯酒，走到批评过的那位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慈爱地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
”就这样，一席话一杯酒，一下子就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沉闷气氛。
1957年4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有一项议程，涉及到一机部的工作，但由于一机部部长黄敬缺席，不得不临时停止这项议程。
为这事，周恩来当着国务院全体组成人员的面批评会议科的工作不细致。
他说，现在我们党正在整风，会议科也要在这次整风中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会议结束后，大家在餐厅吃饭，会议科的同志收拾会场上的文件。
周恩来处理完文件之后，最迟一个走进餐厅，想等会议科的同志一同吃饭，由于会议科受到批评，大家都不想吃饭了，就对服务员说，我们不吃饭了，请总理不要等了。
服务员去后又回来说：你们快去吧！总理说你们不吃，他也不吃。
别让总理久等了。
于是，会议科三位同志便进了餐厅。
只见周恩来一人坐在一张餐桌旁，把他们的饭都盛在碗里等着。
他们坐下来一句话未说，光低头吃饭，也不吃莱。
周恩来觉察出他们的情绪不对头，便劝说他们不能光吃饭，还要吃菜呀。
他一边向他们碗里夹莱，一边问，你们想不想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大家一齐说：当然想。
周恩来说：好，你们既然想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为什么吃饭不细嚼慢咽？像你们这样吃法，把胃口吃坏了，还能为人民服务吗？当一位同志很快吃完碗里的饭，站起来要走时，周恩来说：怎么吃这么少？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吃得多呢！是不是我在会上批评了你们，在生我的气呀！另一位同志回答说，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影响了总理的工作。
周恩来关切地说：你们的工作量不轻啊，我经常看到你们加班加点，很晚才休息。
最近提到会议上决定的事较多，每周开两三次国务会议，给你们增加了工作量，你们要注意身体。
几句话说得会议科的三位同志心里热乎乎的。
餐桌上沉闷的气氛没有了。
一般说来，人们在听到批评时，总不像听赞扬那样舒服。
受到赞扬总令人愉快，会给人一种惬意的感受。
而批评会使人有不同的反应，有人会努力奋进，有人会心灰意懒，也有人会恼羞成怒，而领导者在工作中又免不了批评下级的缺点、错误，但如果领导者既善于批评又巧于善后的话，效果就不同了。
也就是像周恩来那样，一方面，注意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批评方式。
如对领导干部和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开诚布公、诚实、坦率的态度，毫不掩饰地直接进行批评。
而对一般群众、民主人士他则常常以间接、委婉的批评方式，达到既不伤感情，又能使人改正错误的目的。
另一方面，要巧于善后，周恩来批评人，不只痛痛快快批一通就完事，而是在批评完了之后，关心他们，体贴他们，鼓励他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解决，这样批评的效果就特别好。
所以，周恩来批评人，总是一方面让人感到一种威严，同时又感到亲切，一种关怀之情融于其中。
因而，虽然是批评，也让人感到温暖、振奋！
人对批评的接受程度与批评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不注意方式，则撼山山不动，震虎虎不惧，徒劳无功，甚至会起反面效应。
2.代人受过，迂回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