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程序是：先由中书省印造户籍户帖，印制户籍与户帖两联合为一纸，在骑缝处流一编号，加盖印章，户籍与户帖上各有印章的一半，称为“半印勘合”，下发到各地方政府；然后由户部发布榜文，让各地方政府通知所辖百姓。
都到户府去登记各家的户口和财产情况，经初步核实后，官府每家发给一份户帖，然后再调派军队下到乡村，按照登记底册挨户比对，逃避比对的人或经比报不实的人，一律发配充军；有关官吏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立即处斩。
在清查完毕后，户籍上交户部留存，户帖则由各户收执。
朱元璋利用军队清查户口，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平定，军队不用再出征，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不相信官吏。
认为军队能更好的贯彻他的意图。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又在户帖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黄册制度。
其方法是，政府把户帖发给各户，让他们详细填写籍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内容，政府每年都要派人检查，每十年一次，根据户帖编制黄册，黄册要一式四份，一份上交户部，其他则由布政司、府、县各留一份。
因上交户部的册面要用黄纸，故称“黄册”，又出黄册是征收赋役的依据，所以又叫“赋役黄册”。
黄册制度实行后，朱元璋觉得还不够严密，地主富户仍有可能隐瞒田地，所以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又下令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普查，并将普查结果编制成鱼鳞图册，图册中详细载明每块田地的亩数、质量、方圆四至以及田主姓名等。
黄册以户为主，以人为经，以田地为纬，鱼鳞图册则以田地为主，、以地域为经，以人为纬，两种册籍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互核对，相互牵制，构成一套完备严密的户口、田地和赋役管理制度。
在进行户口和田地清理的同时，朱元璋还采取严厉措施，打击豪强地主隐瞒田产、逃避赋役。
转稼负担的行为。
他曾降谕申斥浙西、浙东和江西的地主富户说：“做我的百姓，应当安守本分。
承担国家赋役，就是应尽的本分。
安守本分，就是忠孝仁义的百姓，可以保全父母妻子，使家道欲昌盛，刑罚也不会落到身上。
近来两浙、江西有些百姓，不遵守法纪，家里有田不肯出租，有了不肯应役，结果自身受罚，还连累了官府，真是愚蠢极了。
现在我特地诫谕你们，你们要立即改过从善，做我的良民。
如果估恶不俊，不但国法不容，就是天道也不能容！”他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对这种行为进行重点惩治。
他规定，如果有人将田地诡寄在别人名下，允许受寄之家告发，所寄田地就给告发者为业。
他还下令，凡有隐瞒田地者，一经发现，就要处以抄没家产的重刑。
在编制黄册时，如果官吏、里长、甲长串通各户欺瞒作弊，官吏、里长、甲长都要处死，隐瞒人户除家长处死外，家庭其他成员还要被迁往边境荒凉地区。
朱元璋甚至还规定对于转稼负担、行为不法的豪强地主，受害人和当地耿直豪杰可以不必告知地方官府，而将他们捉拿起来，直接送到京师，被拿者的罪行查实后，全家都要迁发到荒凉的边境地区，其田产赏给受害人。
在朱元璋清理整顿之下，明初对田地、户口的管理趋于规范化、地主富户隐瞒田产、逃避赋役的现象大为减少，普通百姓的负担得以减轻，提高了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6．倡廉惩贪，巩固江山
在中国封建社会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倡廉惩贪的态度一直是坚定的，他在整顿吏治、严惩贪污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一个。
朱元璋出身贫苦，作为农民。
他痛恨贪官污吏对百姓的欺压和剥削；作为红巾军领袖，他最忌恨那些官吏们擅权弄法，贪污受贿，侵政害民；当上皇帝之后，他仍疾恨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
元朝吏治的败坏，覆亡的教训，使这位由乞食游僧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明太祖，头脑格外地清醒，他意识到“不禁止官吏的贪暴，百姓就无法生存下去”。
“此弊病不革除，就不可能达到善政。
”倘若没有清明的吏治，社会就不可能安定，凋敝的经济就难以恢复，大明王朝的统治就无法巩固。
洪武初年，不少官吏犯有“掌钱谷的盗钱谷，掌刑名的出人刑名”的腐败现象，朱元璋对此深恶痛绝，他一方面制定了一整套的法规限制他们，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吏治，严惩贪污。
朱元漳整顿吏治是从严格考核官吏开始的。
1368年（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漳颁布《大明令》时，就制定了考核官吏的制度。
他规定：各地府州县官员任期为三年，期满要到京师接受考核。
考核的目的是看地方各级官员是否称职，主要是看官员三年中的政绩。
因此每位地方官都要带上自己三年任职期间的政绩文册，以此作为考核官员的凭据。
文册由监察御史和按察司的官员负责撰写造册，以防有伪。
洪武年间，地方官吏政绩的具体标准包含在朱元璋亲自制定并颁布的《授职到任须知》内。
《须知》中详细地记载了各级地方官吏应尽的责任，将地方公务分为：“祀神”。
“印俗御门”、“狱囚”、“吏典”、“养济院”、“制书榜文”、“起灭词讼”、“仓库”、“田粮”、“会计粮储”、“金银场”、“各色课程”、“盐场”、“窖治”、“官吏”、“书生员数”、“孝子节妇”、“境内儒者”、“词讼”、“犯法民户”、“亏兵”等三十一项。
并逐项开列地方官员应负的责任和注意的事项，要求各级地方官员按此事例，逐一落实。
例如“田粮”一项，要求官员要详细知晓军、民、僧、道、臣、灶、医、儒等户境内各有多少，民田多少，官田数目，每年民日夏、秋两税，税粮数额，官田税粮数目，并且分款项开报，以备用。
对不遵守《授职到任须知》的官吏，要坚决惩办。
不少官吏因违反规定而被罢官、下狱，甚至被杀。
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又制定了《责任条例》，并颁行各司、府、州、县明文规定：上级衙门对下级及其官员要进行监督检查，要求所有的官府衙门必备一文簿，逐项记录办过的事宜，每个季度都要派一名吏典送交上级机构查考。
对官吏进行常规化的考核分考满和考察两种。
考满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正式定下来的，他仿照古代的考核制度，规定内外官员（中央与地方官员）在九年任职期间，每三年考核一次，三年称为一考（初考），六年叫做再考，九年叫通考。
就地方官员而言，府、州、县的属官，先由本衙门正官进行初考，府、州、县正官由上级正官初考，随后再层层上报核实，最后再送吏部考核。
各省的布政司、按察司的属官也是先由本行正官进行初考，然后再报吏部考核。
而布政司和按察司的正官及副职，需经都察院初考，再报吏部复考。
茶马、盐马、盐运、盐课、提举司。
军职首领官，皆由布政司考核，再送按察司复考。
各衙门根据官员任职期间功过事迹撰造文册，再报送吏部，经过吏部考核后，写出考核评语，评语分为上中下三等，一是称职，二是平常，三是不称职。
依据评语决定各级官员的升降。
1370年（洪武三年）朱元璋津规定：府同和一考无过失的，可以升做知府；知县二考无过失的，可升做知州；县丞一考无过失的，可升任知县。
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又规定，府、州、县官三年为考满，评语是平常和称职的，在相同品级内调用，评语不称职的正官、副官要降级，不称职的首领官要降为克。
比较容易控制的是东宫，因为他们工作在皇帝的周围。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制定的《六部职掌》规定：吏部掌天下官吏选法、封勋、考核之政。
户部掌天下户口、田土。
贡赋、经费、钱贷之政。
”礼部掌天下礼议、祀祭、贡举之政。
工部掌天下百工、山泽之政，这些均为考核京官的依据。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又颁布了《诸司职掌》，对中央自王府、六部、都察院及以下各部门官员的设置和主要职责都作了具体规定。
同年还规定，京官四品以上均九年任满，由明太祖朱元漳亲自决定升降。
六部五品以下的官员任满三年，由本衙门正官按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作出评语，经监察御史考核，再由吏部复考。
在京的军职文官，均由监察御史考核。
对官吏的考核除了考满之外，还有考察。
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令御史及各道按察司举报有司官员有无过错，奏报黜陟，对官员的考察自此开始。
没过多久，他将这种考察推行全国。
考察分为京察和外察两种，京察是对京官的考核，主要是指中央各机构和两京所在地的顺天府和应天府的各级官员。
根据他们的具体表现再决定升降。
洪武年间考察没有定期。
外察是针对地方各级官员的。
开始时由监察御史、按察官随时举察上奏。
从1378年（洪武十一年）开始，朱元漳令吏部在殿堂上考核人京朝觐官员的政绩，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建立的朝觐考察制度。
初期，朱元璋要求地方官每年朝见天子一次，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定为三年一次。
具体规定：各布政司、按察司。
盐运司。
府、州、县及土官衙门的流官，在人朝的前一年年底，都要按《授职到任须知》编制文册，然后和原领敕谕、《诸司职掌》的事迹文簿，亲自带到京师上缴，作为考察的凭据，同时规定，不论路途远近，均限于当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京，既不许预先离职，也不许过期迟到，都要在第二年正月朝觐皇帝，朝毕后，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进行考察，京察和外察的考核结果，报朱元璋裁定。
京察与外察都被称为“大计”。
凡是在大计中受到处分的官员，以后不能再用。
考满与考察是朱元璋整顿吏治、巩固明王朝封建秩序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满与考察，总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各有各的侧重点；考满主要是与官员的升迁相联系，而考察多以官员的罢黜为主，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使明初对官吏的考核制度更加完善。
在考满与考察的过程中，朱元璋特别强调要考核出官员的实际从政能力，突出考核官员在任职期间的业绩，但反对虚言浮夸，更憎恶那些欺下瞒上的作风。
朱元璋提倡官员做事要廉洁奉公、尽心尽职，为人实实在在。
洪武初年，朱元璋急于安定社会秩序，为恢复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因此他非常注重各级官员安抚百姓的作用，他在《大明令·吏令》中强调，以户口增大、田野开辟作为各级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也是考核府、州、县各级官员的重要标准之一。
明朝初年，地方官员来京朝见时，他告诫官员说：“天下刚刚平定，百姓财力俱困，就像小鸟初飞，树苗初栽，不要拔去鸟的羽毛，撼动树的根苗。
廉洁能够约己爱民，贪赃必会害民肥己，你们要引以为戒。
”“设官为民”成为朱元璋倡廉惩贪的宗旨之一。
他一方面严格地考核各级官吏，用法规约束他们，另一方面在倡廉的同时，也考虑到养廉问题，明朝建立的前一年，即吴元年（1367年）七月，他曾任命二百三十四名郡县官吏，并特意发给他们优厚的派遣费。
如发给知府、知州、知县文绮四匹、绢六匹、罗二匹、夏布六匹，府、州县佐贰官为长官一半。
其道里费，知府赐白金五十两，知州三十五两，知县三十两。
同知发给知府的五分之三。
朱元璋讲：新授予的郡县官，多出自布衣，为了避免他们到地方后侵扰百姓，因此赐他们道里费等，以善其廉，可见其用心良苦。
1372年（洪武五年），他又下诏，命考核官员首先要看学校、农桑等实政。
朱元璋对那些为政清廉、安抚百姓的官吏，经考核优异者，大加表彰，晋级提升。
如嵩县典吏刘某，任满人觐，朱元璋接见他时，发现他穿得衣服非常的朴素，便对中书省大臣们讲，当官的因衣食原因向老百姓搜刮的大有人在，而嵩县典吏如此贫困，难道不是为官清廉的人吗？于是下命以布帛赏赐给他。
又如宁国知府阵灌，在地方设立学校延聘教师；访民疾苦，禁止豪强兼并；不筑堤，保民田亩；用刑宽恤，安抚百姓。
朱元璋以此为榜样，颂行全国。
再如济宁知府方克勤，鼓励农民开恳，三年不收税，在任期间，他恳荒兴学，户口增长数倍，一方富足，而他自己身穿布袍，十年不换，十分简朴清廉。
1375年（洪武八年）他人朝，朱元璋赐宴嘉奖。
还有新化县丞周舟，业绩突出，有廉洁勤政的好名声，被升为吏部主事，后因新化县百姓的请求，朱元璋又命他回原县继续治理地方。
当时这种清廉自励，廉洁奉公的官员还有不少。
1371年（洪武四年），刑部从狱中囚犯御史台管勾字文佳处得到书信百封，送交朱元璋过目，其中有一封是王升托宇文桂转交给他儿子、平凉知县王調的信，信中教导王調：“凡事须清心洁己，以廉自守。
”又说，“读书之人，慎勿以富贵为念。
……治民为仁慈为心，报国以忠勤为本，处己当以谦敬，学业更须勉力。
”朱元璋看后非常高兴，认为王升是位善教者，在贪风遍布之中，能看到这种家训，更难能可贵。
朱元璋为王升这种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品质所感动，于是下令中书省遗使带诏书前往宣谕，将其释放，并赐白金一百两，绢十匹，附子王枚1；D椒五斤，以表彰其贤良。
同时，又命免其全家摇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