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年初，经朋友介绍，端木蕻良和一位叫钟耀群的女士相识了。钟耀群是昆明军区国防话剧团的话剧演员，当时她已经三十多岁了，未婚。因此，她的婚姻问题引起了周围不少好心人的关心。虽然钟耀群自学生时代就参加了抗日部队，但她始终不那么愿意在军人之中寻找自己的丈夫，她仍然一直希望自己能和一个志同道合的文化人生活在一起。但是，当她的老朋友，原生活书店的经理贺尚华把远在北京的端木蕻良介绍给她的时候，一开始着实把她吓了一跳。因为她想起很久很久以前，自己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大孩子的时候，就读过端木蕻良的作品，于是心里暗暗揣摩，这个端木蕻良大概已经七老八十了吧。了解钟耀群的贺尚华便笑道：“没有，没有，才四十多岁。”顿时，钟耀群对这个四十多岁的老作家肃然起敬，她立刻联想到《科尔沁旗草原》和《大地的海》。钟耀群读的这两部作品，还是在她刚刚参加军队的时候，由她的同事们从生活书店偷来的。钟耀群清楚地记得，那两部《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的扉页上还被滑稽地写上了这么几个字：“×年×月×日‘飞’于生活书店”。想到这里钟耀群暗自发笑，看来这个端木蕻良和她的缘分不浅呢！然而这一次，她是要“飞”到北京去相亲了。
1960年2月里的一天，钟耀群乘坐飞机来到北京，贺尚华夫妇和端木蕻良在机场迎接。第一眼的印象：端木蕻良的相貌似乎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而且并不是原来钟耀群所想象的粗犷的东北大汉，却是文质彬彬的白脸书生，这给了钟耀群一大惊喜。当时钟耀群是借出差的机会相亲的，她住在部队的招待所里，为话剧团写一剧本。休息的时候，端木蕻良就来和她闲谈，端木蕻良还请她和贺尚华夫妇一起吃饭，钟耀群告诉端木蕻良她是他的读者，她说从少年时代就读他的著作，的确相当仰慕。端木蕻良则回答看过她的第一女主角的风采。既然情投意合，他们很快就决定结婚了。那时候结婚还要经过“组织批准”，于是他们各自向自己的工作单位打报告。不料钟耀群的话剧团领导发现端木蕻良有些问题，属于“历史疑点”，便不同意他们结婚的报告，劝说钟耀群还是在部队里找一个军人。钟耀群主意已定，不容改变。由于钟耀群当时在话剧团是个红人，又能编剧、又能导演还能演戏，在昆明部队里颇有名气，连上一级的领导都对她有良好的印象。钟耀群决定寻找“上层关系”，得到了一位部长的支持。1960年的3月，端木蕻良和钟耀群手持各自的介绍信，前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在办理结婚登记的过程中，男女双方都需要填写一份表格，表格里有这样一条栏目：“曾经结过婚没有”，端木蕻良慎重地填写了这么几个字：“1942年丧偶”，填完以后他对钟耀群说：“至今十八年了。”
办完了结婚登记手续，端木蕻良和钟耀群两人来到北京饭店，因为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们非常节省，要了一盘虾；加上他们两人都不会喝酒，为了喜庆才要了一杯葡萄酒，你一口我一口地同饮一杯酒，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两个人的喜宴。吃完饭以后，他们各自整理行装，钟耀群当天就离开了北京，前往山西沁源体验生活。端木蕻良则卷着铺盖到北影，参加对二十五部电影的批判会。一直到两个月以后，钟耀群从沁源回来，正巧她昆明的一些朋友来北京开会，便起哄要喝喜酒，于是5月5日端木蕻良和钟耀群只得在北京东单鸿运楼的二楼请客，要了三只烤鸭。钟耀群还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烤鸭贵极了，不过总算是热闹了一下。那次钟耀群的妹妹也来了，看了姐姐的新家回昆明告诉同事们：“姐姐嫁给了一堆书！”其实，那些书已经是经过端木蕻良“费尽心机”地隐蔽了一番的。当时，端木蕻良住在东单的单人宿舍里，一共只有一间房，为了欢迎钟耀群回家，他特别买了好多鲜花，换上一只红灯泡，用被单把四周的书籍都遮盖一下，让屋子里稍稍显得整洁一些，以示新气氛。钟耀群来到新家，她发现端木蕻良料理起个人生活是相当马虎的。后来钟耀群回忆起自己和端木蕻良的夫妇生活时，怎么也想不起端木蕻良正儿八经地做过饭，只有一次钟耀群病重，端木蕻良给她下了碗面条。不过钟耀群对此一点儿也不抱怨，对于端木蕻良的大少爷作风，她好像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她说：“东北男人嘛，就是不下厨的。”因此新婚的钟耀群那一年在书堆里住了一个月以后，就满意地回昆明了。第二年2月26日，端木蕻良的女儿钟蕻在昆明出生。
1961年，端木蕻良分到了两间房。这两间房也就是以后端木蕻良常常在诗画等作品上注明“小白楼”的居所。其实所谓的“小白楼”仅仅是由一间六平米和一间十平米的房间组成，端木蕻良和他的大哥大嫂就同住在这里。二十多年以后，一位年轻的朋友曾经描写过端木蕻良的这处住所，他把那两间房称作为“六米斋”和“十米斋”，他说：“那‘六米斋’下面正对着整个五层大楼的大垃圾箱，夏天若一开窗就真成了‘五味斋’……，‘十米斋’那里终年不见阳光，一阴天，非开灯看不清。屋内两张木板床，一个书桌，一个柜子，藤椅和普通木头椅子等。最特别的是墙上钉了十块木板，充当书架子，放满了书籍报刊。‘六米斋’内墙上钉了十二块木板，上面堆满了书和杂物。过道里钉的板子已经无法数清，上面放着一层层的旧箱子，走过时真有一种担心落下来挨砸的惴惴之感。”这大概也就是那年秋天，钟耀群到北京出差，考虑再三而没有带女儿见父亲的原因之一吧。另一原因则是当时中国大陆的许多基本物品都是配给制，女儿在北京既没有户口，也就没有牛奶等婴儿必需品。于是钟耀群只能把女儿交给保姆，一个人上北京开会兼探亲来了。
钟耀群到北京的时候，端木蕻良刚刚分到那套房子，这一次没有鲜花也没有隐蔽了，到处是杂乱无章的东西，而端木蕻良则随同“中央文化艺术代表团”在内蒙古参观访问。钟耀群作为主妇，便挽起袖子来打扫和整理，在一只保存良好的小皮箱里，她发现一个奇怪的旧信封，信封的左上角印着《星岛日报》的字样，信封上则写着：“萧红遗发”。对于端木蕻良的前妻——女作家萧红——钟耀群是一向敬佩并尊重的，看到端木蕻良如此仔细地保存了这个信封，可以想象这里的遗物对于端木蕻良来说是相当珍贵的。钟耀群非常好奇，但又不知道没有经过端木蕻良的同意是否可以打开看看。最后她还是按捺不住地把信封打开了，信封打开以后，她“看到里面一小缕不整齐、也不太柔软的头发”。
那时候端木蕻良还在内蒙古，等到他从内蒙古回来，钟耀群也差不多要回昆明去了。就这样他们继续着“通信夫妻”的特殊生活。也许内蒙一行唤起了端木蕻良的草原情结，从内蒙回北京以后，他不顾经常头昏，接二连三地撰写并发表了一大批有关草原的散文。其中有《在草原上》、《草原牧歌》等等。一直到1962年，端木蕻良还沉浸在他内蒙的《草原春曲》、《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三河马》、《套马》、《掼交》、《原始森林》、《达湖》里。
1962年，女儿已经能说会走了，端木蕻良再不去看望她，钟耀群都要“生气”了。于是在这一年的8月，端木蕻良乘坐飞机前往昆明。在昆明飞机场上初为人父的端木蕻良，第一次看到了女儿。为此端木蕻良兴奋地在一篇文章里写下了自己的感受。这以后小家三口在昆明过起了小日子，大概过了三个月左右。深秋时节，云南文化艺术界人士邀请端木蕻良前往云南边疆参观访问，这次的访问是由云南的作家协会的王梅定、王松陪同的。很快，端木蕻良就被南方那俊秀的山林吸引了，在原始的大自然当中流连忘返。一个多月以后，1962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的晚上，钟耀群抱着女儿高高兴兴地看完了新年礼花回家，门口有一份电报等着她，上面写着：“端木病危，速来！”
原来端木蕻良早就患有高血压病，一直感到头晕却没有上医院检查。云南属于高海拔地区，高血压患者不宜久待，可是端木蕻良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只是到达云南保山县的那天晚上在旅馆里摔了一跤。第二天上路之前端木蕻良感到有些发冷，同行者递给他一个热水袋，他已经接不住了，脸色也变了。他立刻被送到医院急救以后，医生发现五十岁的端木蕻良血压高达二百多。他中风了。经过当地医院和当地驻军医院的会诊，地方医院诊断是血管痉挛，部队医院的诊断是血栓。1963年1月3日，在端木蕻良中风的第四天，钟耀群乘坐飞机赶到保山县地区医院，踏进病房就看到端木蕻良躺在病床上，嘴巴已经歪了，眼睛一大一小，闭也闭不拢，张也张不开。当他看到钟耀群的时候，不知是想哭还是想笑，脸部的肌肉抽动着。正在这当儿，医生来治疗了，他的手上握着一个灰不灰白不白的旧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把半尺多长的针灸用的针。只见这位医生从布包里拔出一支针，随便用布擦了一擦就扎到了端木蕻良的左太阳穴，然后一支又一支，也不知道一共扎了多少支，总之整个左半身都扎满了，并且一直扎到左脚后跟，针扎在里面又留了十五分钟才拔掉。同时还给端木蕻良服药，那是非常稀罕的云南特效药——生三七粉，一天服用三大包。很奇怪，没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没有输液也没有昂贵的西药，就靠这针灸和一天三大包的药粉，一共才过了四天，到了1月7日，端木蕻良就可以在钟耀群的搀扶下站起来，居然还能到阳台上散步了。就这样，幸运的端木蕻良算是闯过了这一“五十”大关。
又过了几天，刚巧有两个阿尔巴尼亚作家坐小汽车到云南边疆来访问，当地文联就利用这辆小车把端木蕻良运回了昆明。在昆明，端木蕻良挂着重病号的红条，住进四〇三医院，特许钟耀群陪同住院。钟耀群白天上班，休息的时候就在端木蕻良的身边，记录他口述的文章，并整理端木蕻良过去的一些零散资料。三个月以后，端木蕻良健康状况逐渐恢复，不用家属陪伴了，便转入安宁温泉疗养院，在那里他待了十个月。那期间每逢休息日，钟耀群就带着女儿去看望端木蕻良，他们甚至还一起出游，到昙花寺观赏昙花等。不久，端木蕻良的健康状况已经允许他创作了，他曾以曹雪芹为题材，撰写小说《霜红记》，可惜未发表便散失了。1964年夏天，部队首长肖华到云南视察工作，端木蕻良搭乘他的专机回北京。回到北京以后，端木蕻良专门到医院检查，北京的医院竟然没有发现他曾经中风过。不过，有了这次的经验以后，钟耀群再也不敢邀请端木蕻良到昆明去探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