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燕
朱世忠（1962耀2010），宁夏著名散文家、杂文家，笔名实钟，1962年10月1日生于固原市杨郎乡陶庄村。曾出版文集《秋天开花的梨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杂文集《朝着空气射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并于2010年出版了《朱世忠文存》（上、下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据有时间落款的文章记载，他最早的文章大约是创作于1990年10月的《生活感悟》，最后一篇文章大约是2010年7月创作的《输赢之外的硬道理》，一生创作生涯20年左右。
朱世忠1980年从固原师专（今宁夏师范学院）毕业参加工作后，一直爱好文艺，喜欢文学创作。其创作生涯大体上可划分为前后两个十年。在第一个十年即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是议论世事、感悟人生而且充满睿智和幽默的小品散文。其创作和批评曾在西海固具有良好反响，一度被选为固原作协主席。2002年后因工作关系离开故乡来到银川，随着远离故土和生活阅历的增加，创作了多篇回忆故乡山川和亲情的乡土抒情散文。同时在杂文作家牛撇捺、王涂鸦、闵生裕等人的鼓励、影响下，开始致力于杂文创作。朱世忠创作的体裁广泛，散文、杂文、评论、小说、诗歌等都有所涉猎。其作品整体上情绪内敛，理性节制，情挚曲达，意蕴深厚，既注重从外部现象观察世界描写世界，也注意从内部世界表现突出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注重对生命体验的真实叙写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体意识的强化。
哀感顽艳：深情厚谊的乡土追忆
人类心中都存在某种永恒，每个人都会在记忆中寻找失去的乐园——那唯一真实的乐园。记忆中的西海固就是朱世忠的笔下充满悲悯哀痛和心灵慰藉的乐园。朱世忠出生于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西海固地区，作为一个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散文作家，他有着浓烈的乡土情怀。尤其在离开西海固来到银川后，老大离乡，羁居凤城，身处现代城市又回望追忆西海固乡土，创作了多篇情深意重的乡土抒情叙事散文和摹景说理散文，为生活在紧张、忙碌、焦虑中的都市现代人提供了深厚温暖的精神家园。
追忆昔日人事，状写故乡风物，不能忽略其质朴文字内蕴涵的浓浓的乡愁，深挚的感情和厚重的思想。奠定其一生创作基调的很可能是创作于2000年9月的《秋天开花的梨树》。“不知道梨树的寿命有多长，但我家院子里的那棵梨树已经生长了30多年了。”在童年的乡村生活时代，梨树是一家人对甘美果实的渴望，在每个中秋节，梨树奉献着丰腴的果实，而尤为感人的是梨树第一次开花结果只结了两个果子的情况下，“父亲像抱婴儿一样用粗大而笨拙的双手卸下一只梨，放在一只碗里，让我端给隔壁的姥姥家。”“然后又隆重地将另一只摘下，放在院子中央低矮的小饭桌上献月亮。”之后母亲将这只供过月亮的梨分成八块，全家一人一块。作者描写了一个清贫的西海固乡村人家即使在物质极为匮乏的时代依然葆有的朴素的孝道、虔诚，以及一家人分吃一只梨的朴实幸福。梨树是老院子的守护者，也是作者离开故土后的精神依托。在2000年春天百年不遇的干旱后，梨树没有开花，而当给它浇了一次水后，不到中秋节，柴门里“独独儿斜长着一杆枝丫上，绽笑着簇簇梨花”——梨树在秋天开花了。梨树需要的太少，而奉献的却很多，不只是果实，还是西海固人在面对贫困干旱等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时执著顽强坚持的希望。文章最后作者写道：“一棵树能像一杯烈酒一样使人心热，像一首曲子一样令人荡气回肠，但有时人却不能。”朴实深致从容严密的文字中蕴涵着阅尽人生沧桑的悲凉情怀，人“不能”的是什么，作者没有说，却留下多少回味的余地！
朱世忠深情描写着故乡的老院子，老梨树，也深情描写着自己的母亲，老师，朋友，和所有关情之事，关情之人，并将自己的深厚的感情寄托于文字之中。《倚门望归》《节目》是书写亲情，书写母亲，“倚门望归是母爱的天分，送子上路是母爱的博大”，赞美母亲的《倚门望归》使“精致国画的工笔重彩和古朴雕塑的沉默孤寂同样美丽”。创作于1992年的《“歌坛天骄”原州留真》回忆了歌星腾格尔1986年随中央讲师团来宁夏固原师范任教的经历，但作者的着力点并不主要是这位早已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星离开宁夏后的诸多演唱成就，而是从一个人的角度追忆腾格尔20世纪80年代在原州作为一名音乐工作者创作、演奏、教学和作为一个豪爽、多情、幽默、自信的蒙古人和当地的朋友聚会豪饮“一气喝下半斤‘西安头曲’”，在固原“不要一分报酬上过两次舞台”，利用简陋的设备为当地群众演唱的经历。腾格尔对固原黄土地怀念的真情也契入作者重情重义的内在性灵。先后创作于2000年和2008年的《不引诗情到碧霄》和《寻找恩师陈静英》以最饱满的情感力度和震撼力回忆了为西海固文化教育事业作出无私贡献的范泰昌先生和陈静英女士。其中《寻找恩师陈静英》写到一位从上海到宁夏固原杨郎陶庄小学的下乡知青陈静英老师和村子里父老乡亲跨越时空阻隔的情谊。作者的这位小学启蒙老师教他们识字、教他们用普通话朗诵，为表弟将书包的破洞缝补成“花蝴蝶”，花钱为全村的女人买“丝袜”，暑假给全班学生从上海带来在那个时代那样闭塞的乡村根本不可能见到的“奶糖”；而村里的人也用最朴实的情感同情理解年轻的陈老师来到乡村生活的不易，帮她生火炉，送她刚从地里挖出来的洋芋，外奶晚上义务为她巡逻。1977年恢复高考后，恩师陈静英考到复旦大学，要回上海。当陈老师离开乡亲去上大学时，她已经和乡亲们建立了不可分割的深厚感情。于是村上的乡亲和包括作者在内的受陈老师恩惠的学生长达三十多年对恩师的怀念和寻找就成了维系全村人情感的神圣纽带，大家都“盼望陈老师能回到糜子酒乡，再喝一口曾经在西去东来的古丝绸之路上闻名遐迩的纯正糜子酒”，大舅则嘱托：“陈老师要是再回来，给娃娃香香做上一顿长面，再用油泼上苜蓿芽，让吃饱吃好。”作者作为全村人思念情感的代言人，愿意“带上糜子酒和苜蓿菜，还有已经不在世了的一些人的嘱托”继续寻找恩师陈静英。而事实上，他和他的乡亲们寻找的更可能是一份单纯的师道和故去的情义，恩师陈静英则成为这种道德和情感的完美寄托。
作者深受中国温柔敦厚的文学传统影响，记事言情谐而不谑，哀而不伤，充满对人生世道澄澈的观照和对不可复现的故土乡情、人间真情的倾心和怀念。
深衷浅貌：道义担当和思想批判
在朱世忠的一生中，尤其是后期思想和创作都趋向成熟的近十年间，倾注了相当大部分的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20世纪90年代，他曾经创作了50多篇以《生活感悟》《多维视角》《缺色少味》《不一样的观点》等为代表的小品文，这些小品文短小犀利率意而谈，每篇了了数百字，语言幽默俏皮，富有含蓄内蕴的讽刺意味。这些杂感颇具“语丝文体”之风，为后来杂文的成熟奠定了丰厚的创作基础。2001年以后，生活阅历增加，并受到杂文家牛撇捺等人的影响，其创作有了一个相对明显的转型，即从议论、感悟式的小品文转向了自觉的杂文创作。
杂文要具备在庞杂纷乱的社会现象中作出有见地的判断、把当下社会现象的特征和社会问题加以凸现的能力。没有对当代社会现象长期的研究性关注，没有建立在学识与才情基础上的睿智、敏感，将难以胜任。促使朱世忠孜孜不倦坚持杂文创作的，既有对现实问题的热忱关注，对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主观期待，又有发自良心与道义担当的认知焦虑、道德焦虑和情感困惑。在《大学的神圣像比萨斜塔》中，作者以“杨帆门事件”为引子，陈述了“学生不讲师道尊严”“教师不能为人师表”这两种主要观点，进而更深一层分析到大学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大学扩招，就业困难，高等教育产业化使教师和学生都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大学应该反思成败得失”的观点。作者借“杨帆门事件”这一个案，实际上想披露的是被誉为象牙塔的大学已成为“比萨斜塔”，其深层次问题已经“难以遮掩”，“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的神圣、神秘已经不复存在”，然而，社会理性和科学理性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基础与品质，即使带着现实的困惑和焦虑，作者也坚信“大学的价值文明不会崩塌，相信更多的人一定会维护大学的品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杂文里，一些涉及国家民族前途的主要问题也被深刻而冷静的作者郑重提出，并受到存有良知的作家的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包括对社会观念的反思，对民族命运的警醒，反复呈现在文章中。《不要指望狼爱上羊》就是很典型的一篇。朱世忠作为一个普通的作家和行政工作者，却颇有几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史学家的睿智理性，全文大气磅礴，鞭辟入里，将一团迷雾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现象抽丝剥茧，层分缕析，从而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显露出其事物表象下的本真。同时他也指出，面对西方国家由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与中国不一致引发的对中国的“如鲠在喉”，我们只有“团结一心，忍辱负重，沉着冷静加快发展”，“不让偌大中国，再任人宰割”。还有一部分文章，作者在反思新的历史时期对社会对公众的认识，反思对知识分子历史责任的理解，也反思社会批判、道德承诺与文学写作的关系。这些看似朴实平淡的文字，暗含着深刻的意蕴，也彰显着作者的一片赤子之心和知识分子的清醒和洞明。
性情温厚的朱世忠虽不乏认知的深刻和睿智，但很难说是一个冷峻犀利的杂文作者，他在行文中处处流露善良的同情和理解，而很少剑拔弩张横眉冷对。其批判锋芒自然内敛含蓄，更多是热爱生活的散文作家的风神。就像作者一直坚持“杂文应当是美文”，要“展示内心世界的真实，表现杂文作者的责任感”，还有“给人以美感”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杂文应当是美文》）作者力主追求杂文的审美价值，“要大胆地谈杂文的趣味性和涵化作用”，究其实质，是由于创作者在其内在顽强的生命力之下怀有着一颗温软敏感的心。实际上朱世忠一直对杂文创作所能带来的本该承载的意义并不十分胸有成竹，就像其创作中一直不可或缺的《游离的情绪》。作者曾坦然承认，“虚荣，曾经是我的滑铁卢”，但朋友提醒到“是草，就抚摸大地；是树，就举起绿旗”，所以“我开始动笔，不再揪头发拔苗助长，而是一瓢一瓢舀生活的水，来浇灌心绿”。（《我的滑铁卢》）尽管作者也坦言，“我向来不敢把写作当成生命，我没有能力担负同等重要的责任。我只把写作看成是钓鱼，是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整理和安慰”。（《码字的理由》）
一个作家拥有更多把握真实的可能，思想批判和道德传承的主观愿望和杂文现实功能的薄弱甚或缺席使作者不可避免地一再陷入悖论位置。对时代现状和自身处境的分析反省也促使作者对现实和前景充满诸多疑虑，这是一种为人为文的温厚谦逊，但也可能是其杂文集取名《朝着空气射击》潜在的心理暗示。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不断否定和扬弃之间，朱世忠更多在通过杂文来检讨民族文化、文学传统存在的阙失，检讨作家、诗人、行政工作者等作为人类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的关切者，其自身的精神独立性和建立在深广文化背景上的精神高度的问题。
宛曲深致：审美批评的个体追求
在乡土抒情叙事散文及杂文创作之外，朱世忠的理论批评文章更能显现出他的良心、识见和生活感悟之上的个体审美精神。身处边缘和底层的生活经历，涵养了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草根情怀和平民精神，他特别关注宁夏的文学和本土作家。因为热爱文学，他对西海固和宁夏作家寄予厚望，特别是对当代文学的“浮躁”和批评力量的“缺失”哀痛在心。
在他20多年的读书和写作中，可以称为严格意义的评论文章有十几篇。虽然数量较少，但批评态度的坦诚严肃，“有比较深厚的文学史基础、文学理论做支撑”，“更接近于专业评论家”（牛撇捺：《开花与结果的树》），这在《悟得“芝麻开门”的秘诀》《杂文应当是美文》《零度情感：陌生化的小说叙述》等文章中都有所显现。从对本土作家成长的关怀而言，朱世忠比较注重“从事实出发，客观评价作品和作家”（《被屏蔽的评论》）。对于宁夏文学和作家的批评，如《锤炼后淬火》《多元整合的审美态势》《鹦鹉扑火的胆识和乌鸦反哺的真诚》《用诗词的方式抚慰自己的灵魂》等文章就表现了他的这种追求。也是这种客观的态度和对文学的执著，磨炼了专属于自己的批评眼光和批评勇气，《诗人也曾……》一文中痛楚地质问当下的文坛和批评界“究竟应该肯定哪些人？”《“傻瓜”的傻文章》本着一个平凡的作家的创作态度，针砭当下世风日下和人性失落的社会状况，显现出“文为时而著”的现实精神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境界。
朱世忠在人生的进取和文学的批评中都是追求高远的人。从尝试诗歌的批评到强调要努力提高自己作为批评家的教养，要求自己既客观理解批评的对象又要具有文学批评的审美感悟。这在两篇代表性的文章《高处不胜寒》和《不一样的风景》中有着特别的彰显。前者收入他的第一部文集《秋天开花的梨树》，后者收入他的杂文集《朝着空气射击》。
在温情友善的个性背后，作为文学批评者的朱世忠深深贴近作家的心灵，阅读张承志并获得某种内在心灵的沟通。他不仅梳理了张承志小说与散文创作的艺术历程，而且切入其思想和精神世界，激情荡漾地感悟其理想的、精神的批判个性。朱世忠从艺术的独特感悟上认为“心灵史》激情奔泻，不讲究表面形式和文学技巧，它是用诗的语言、小说的篇幅、散文的思绪去负载流动的感情”，张承志“要在各种苦难中使人们看到人的刚毅、向上，人在苦难中表现出的宽容、巨大的自我牺牲，把苦难背后的人生意义和人格力量展示出来”。在高远而孤独的情怀上深深认同体会张承志的过程中，同样也冷峻地指出：“张承志的思想是复杂的，他一方面坚守宗教一元的精神阵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又深深地卷入世俗的纷争之中。”这篇批评文章所显示的阅读能力和思想力度是一般批评家难以达到的。此后他的批评文章可能再少见这样的力作，但在熟悉宁夏文坛的多年积累中，也留下了《不一样的风景》这样精彩的作品。《不一样的风景》由评论宁夏作家郭文斌、季栋梁和批评家牛学智的三篇文章构成。在行文时他很注重对作家作品的整体审美体验和对批评对象独有印象的把握和传达。朱世忠有极好的艺术直感，善于体察作者的创作用心和甘苦，因而对批评对象常有深切的理解。他一语中的地概括出“柔软是郭文斌获得鲁迅文学奖最突出的力量”，他的作品充满了“禅意”和“道德力量”；认为季栋梁“心态阳光灿烂”“思绪波涛汹涌”“文笔行云流水”“把文学当成快乐”；说牛学智“像牛一样坚韧地与自己、与环境较量”“用透支生命的方式热爱文学批评”，尽管是印象式的，但其批评文章本身就是一篇精妙的美文，显示批评者自己的个性。
在朱世忠的写作和批评中，充分地彰显其个体精神和文化理想的还有他和劳尔铸、王佐红等人共同创作的关于“花儿”的批评研究。从《朱世忠文存》所收的批评文章来看，他的文学批评多重感性，议论多于理性批判，大多是印象式批评，然而他对民间艺术形式“花儿”的讨论却是非常具有学理性的审美批评和文化研究。
这一系列文章中，《在时代发展中弘扬民族文化》是研究总纲，从人类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传承的保护意义提出研究重视“花儿”的文化价值。“花儿”与文学、音乐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记录着中国古代、近代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面貌及平民百姓的文化心理和情感世界，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是百姓展现丰富心灵世界的灵动渠道，承载了厚重的民族心理积淀和多彩的思想情感，并且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中国文化艺术的范畴内，它是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站在热爱本民族民间文化和建设健康的艺术形态的自觉立场上，他认为：“在现代化、全球化、娱乐消费多样化的大潮中，如何保护、弘扬、创新‘花儿’，使‘花儿’紧贴时代发扬光大，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命题。”
新的时代和新的文化境遇，赋予文化部门和文化人新的历史使命：必须增强历史责任感，承担保护文化丰富多样性的责任，深刻分析“花儿”在时代发展中的传承关系，加大挖掘、创新和发展“花儿”的力度，让“花儿”焕发出时代活力，使“花儿”在现实拓展和历史延伸中占据重要位置，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发挥更大的作用。朱世忠在这一路径上的努力是自觉的。《坚守和融合使花儿独具魅力》这篇文章则特别从西海固——六盘山花儿与回族文化的关系指出了花儿的文化融合和艺术反映生活的丰富性。《花儿不唱心烦哩唱了花儿解馋哩》重点对六盘山地区的花儿的艺术风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首先在指出六盘山区的“花儿”在大西北“花儿”中独树一帜。花儿这种民间艺术形式主要存在于苍茫辽阔的青海、宁夏、新疆、甘肃、陕西等地区，在汉、回、撒拉、裕固、保安、东乡、藏族、土族、蒙古族等各民族群众中被生动传唱。随意、即兴而积累丰厚的“花儿”的艺术魅力来自它贴近西北生民真实生活和心灵情感的真淳质朴，不仅富有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也显示出极强的历史精神和时代穿透力。文章从文化积累、抒情特色、悲剧情调以及方言的运用、生活气息、时代特征等多方面研究指出了六盘山花儿的艺术风格和研究价值。不论是比兴手法的艺术分析，还是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分析，从一一列举的花儿唱词细读论说，显现出批评家的热情和细致的艺术感悟能力。
不难看出，朱世忠等人共同进行的花儿研究具有很开阔的学术视野，并且表现了对本土文化的热爱与自觉。这种文化的责任心和艺术批判的审美精神可能是朱世忠真正所追求的理想，也是他立足本土使宁夏的文学批评具有了坚实的文化大地和内在品格。
灵魂独舞：内心自我的拷问反思
在朱世忠一生四十多万字的创作中，有一些作品，无论是主题或者体裁都不宜作严格意义的划分，但这些作品却从很大程度反映了作家内心别样的声音。这些声音有来自对自然山水景观的摹景抒情，也有对人生的独特领悟，还有对自身生存处境、创作处境的反思，同时又饱含对社会历史的深刻认识。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胸怀宽广、心性淳厚的朱世忠笔下描写过很多不同地域的自然山水，但是作者的创作并非是对自然景观的客观性描摹，而是借叙述山水景观自然地貌风土人情来抒发作者内在的情怀和历史文化的地域性感知，比如《孤独西海固》（1995年3月）《比柔美还多些宽怀的婺源》（2007年11月）《思念堆砌成的日月山》（2008年7月）等文章。描写西海固，作者的主观情感是“孤独”，孤独成了西海固痛苦的概念，“找不到比西海固更加孤独的风景”，西海固的山、水、树、文澜阁、城墙、牲灵、佛等都成为孤独的外在象征，但作者真正想披露的是“西海固孤独着，绝不企求喧嚣”，“因为孤独就有机会多思，更能参悟”，作者尤其提到了西海固的文人，“在世俗与文学抗争的状态中，附近的文学都呈低迷趋势，唯有海原的作家还在艰难跋涉，唯有文澜阁下的作家们还在积极思考”。（《孤独西海固》）在婺源，作者漫游在行政上隶属江西的徽州古镇，像漫游在山水秀丽人性美好的梦境里。沉醉在婺源如画如诗的山水民居、官宅绣楼，感动着李坑镇母子嬉水充满人性情趣的画面，其内心的情感是复杂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完全将自己的身心情感融入古镇的山水人文间。“婺源坚守着徽州文化清秀文静的气质”，“婺源离开徽州，从文化渊源、文化认同、文化联系的角度讲，是一场撕心裂肺的离别，是一种耿耿于怀的幽怨。”“人与山水相依为命，安乐和谐，这会让在我们这些戈壁大漠边上运作生命的人无限向往，甚至心生嫉妒。”在婺源行走，即使“持重若定，心无旁骛，也不可能抵御爱情和亲情的强烈感染”。（《比柔美还多些宽怀的婺源》）在《思念堆砌成的日月山》一文中，作者从日月山的地理位置、自然成因、历史文化积淀谈起，继而陈述了唐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和番、为汉藏友好和融合立下汗马功劳的历史事件，使日月山成为一种承载思念的象征，“多少人把思念寄存在日月山，忍受着煎熬，换取了国家民族的繁荣和进步”，日月山上树立的象征汉藏交好的汉藏碑，是汉藏历史上民族团结的有力见证，昭示着“虽然个人的情感非常关键，但民族团结和睦更为重要”“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道理。
在以上这一类文章中，朱世忠使用历史考证的方法，以深沉而不失豁达的笔墨，将自然社会人生紧紧联系在一起，写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人类情感之间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又有和谐统一的一面，并传达出某种苍凉的心境。一万多字的《像鸟一样在想象中栖落》则直接转向了人类生存的现实问题，作为若干篇既富有现实批判又具有美学意蕴、文化内涵的文化散文系列作品，作者首先提出“网络时代的人真可怜”“展开美丽的翅膀，翩飞着就被网络粘住，像蝴蝶被蜘蛛网粘住一样”的客观现实，揭露了“人企望在网络探究世界，探究未知的秘密，结果自己的隐私被抖落，被互联网撕扯得一丝不挂，然后就可怜兮兮的裸挂在千丝万缕的线条中”这一生存困境，认为“人类在想象和向往中抚慰心灵，为困扰自己的信息传递问题而不断追求，不懈创造，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生长着的声音》抛开现实批判，也淡化自然环境，完全关注人内心的纠结和挣扎。文章中“我”意欲卸掉“沉重和烦恼”，遭遇了北疆阿勒泰图瓦人的精神世界。在图瓦人的木屋里，“我”由狼标本臆想着意念中的狼，狼的眼睛里“有泉水一样浸透人心的友好、善良，细看，又觉得流淌着苍凉秋水”“狼嗥声早就在我的心里扎根并生长着”。本文部分颠覆了散文成规，创造出一种随叙述者的意识流动转换的视角，同时插入心理性的跳跃词语，虽分解了情节却扩散出多方面的含义，颇有意识流小说的痕迹。
人的情感欲望本身几乎不可解脱，所以也会给作家带来永久的困惑，因此冲淡为衣、悲哀其内的创作仿佛成了表现作家内心忧郁和灵魂分裂挣扎的主要方式。在朱世忠的作品中还有一篇和狼有关的小说——《绿眼睛》。小说描写了六盘山林区的背景下，打狼英雄“狼儿子”英雄一世，行侠仗义，“一生送给病人的狼的眼珠子能装一背篼”，却因忙碌照顾不了老婆照顾不了家。当唱着花儿“挣不上银子（者）你人回来”的老婆由于期盼英雄的他回家而泪眼模糊，最终双眼越来越不明亮时，六十多岁的他，重进胭脂峡荷花沟，不但没能找到能为老婆治病的狼眼珠，还扭伤了腰，“狼一样爬到家门口”“倒在门槛旁”从而终结了一生的寻找，就像作者自己的生命本身一样。这篇小说宛若一部慷慨悲壮，情景交融的“猎人笔记”，牵动了作者全部的复杂情感，既充满了对山野游猎文化所蕴涵的特有的野性、蛮烈、侠义、豪爽、忠诚不由自主的眷恋陶醉，也有因为这种价值的丧失毁灭油然而生的感伤、悲哀，以及若有所失的怅惘。
《绿眼睛》饱含深刻的人性立场，揭示了一个优秀的老猎人一生中从身体毁灭到精神毁灭的悲剧，为游猎文化在面对日益逼近的现代文明、法律规范导致的脆弱衰落唱出一首叹惋的悲歌。对游猎文化衰亡的沉痛叙述和由现代命运引发的挽歌情调交织在一起，使这篇小说比同期其他声名鹊起或数量颇丰的宁夏小说作家的创作体现出更深的文化生命内涵和复杂的审美特征。朱世忠的小说作品只有《绿眼睛》（2000年3月）和《领唱》（2001年11月）两篇。两篇小说创作于世纪初，几乎成了作者创作前后两个十年的分水岭。我们不能说他是出色的小说家，但他的确写出了出色的小说。就像哲学家用一个思想概括全部的思想一样，优秀的小说创作者通过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些最普通的事物，使所有人的一生涌现在他的笔下。只是在小说创作的道路上，朱世忠未能走得更远，就戛然而止了。
结语
总体上来说，朱世忠的创作是承载道义与情感、呼唤理性和良知的道德文章，换句话说，情感与道德是朱世忠作品中天平的两端。文如其人，温厚、宽容、正义的朱世忠一生追求至善品格和刚直性情，其文章也无疑成为负载人性中亲情爱情友情师生情等最基本感情和宽容、平等、孝道、感恩等做人做事的道德规范的蓝本。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曾说过：“文学的真正使命就是使感情成为可见的东西。一部书越能表达重要的感情，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就越高，因为一个作家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招致整个时代的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英国文学史》序言）正如前文所述朱世忠恰恰在表现母爱亲情、故土乡情等人类情感上自然真实感人至深，并且已经渐趋繁华落尽见真淳、绚烂至极始归于平淡的艺术境界。
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往往用自己的灵魂自己的血肉来创作自己的作品，而艺术作品本身是对生命热烈的爱之表现。朱世忠常常谦和地说，他不是严格意义的作家，他只是个热爱文学的业余创作者。然而他也用自己认真的创作态度丰富的学识以及知识分子的道德感慎重地为读者提供给了为数不能算多却独具艺术文化享受的精神盛宴。面对现代社会狭窄生存空间导致的道德沦丧，他创作大量的杂文、杂感小品文，执著从事于一种有益于世道人心、公众良知、知识分子道德的工作，显示与现实精神并存的理性精神力度和道德理想热忱。而在花儿研究中又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发出呼唤，寻求回应，表现出对民族文化民族情感的高度认同和稳重开放谐和的文学风貌。
朱世忠深切关注现实关注人世关注人的内在心灵，他坚持认为：“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必须贴近生活，深入生活。只有这样，才能走得更远。不论是身在西海固的作家，还是从西海固走出的作家，都应该坚守住始终直面与深入生活的艺术创作品质。”因此他在直面现实生活的立场上，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思想底蕴，突破文字原有的单纯性质，使批判讽刺与摹景抒情渗透结合，从而获得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在用文学的手段质询人生社会历史的诸种意义时，表现出散文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自觉。他状写人生深沉的思考，表现人生的种种复杂性，难免流露出无奈的心绪和怅然若失的情调。但在根本上，或者最后的落脚点上却充满昂扬的音调，洋溢着理想的光辉，以明畅隽永的风格向往着生命的深沉严肃，甚或尽量指出一条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能路径。这既为个人的创作拓开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也更强化了文学的现实功用和社会意义。
（载于《朔方》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