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诺
事件背景
科拉松·阿基诺(1933-)菲律宾女总统。祖籍中国福建，留学美国，是菲律宾自由党主席阿基诺的夫人。1983年丈夫阿基诺遇害后，她投身于反马科斯独裁运动。后出任菲律宾总统，被国际舆论界称为“1986年风云人物”。
在大选投票前夕，科拉松·阿基诺以一个必胜者应有的信心发表了这篇演说。整个演说先破后立，逻辑严密，令对手不知所措。今天，我们即将结束我们奋斗历程的第一阶段。这一历程始于1983年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跑道上发生的那一幕卑鄙的暗杀事件。从那个黑暗时刻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新菲律宾的黎明。人民现在可以说以前不敢说的话了我们，已经胜利了，因为我们赢得了人民。在这场争论中，我们是胜利者。所以，当那位老独裁者带着他那为寻求安慰而伪造的军功章和他那些日益没落的亲友一起躲藏在马拉卡南宫黑暗角落时，我警告他说：马科斯先生，不要在星期五这天欺骗人民了。20年后的今天，你最终发现自己必须尊重人民的判决。现在，已经有报道揭露说，你又要重施故伎，玩弄恫吓和欺骗并用的诡计。这一招儿在以往曾保护你在那奢侈的马拉卡南宫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但是，不要再来这一套了，马科斯先生！因为这一次你是不能干了坏事再逃脱的。
如果你企图再骗人，你将给自己和你的国家带来耻辱。这个国家现在已经看到自己生活水平的跌落。对此，除去你的那帮亲友，谁会认为现在的生活水平要比五年前更好？
我们的儿童食不果腹，面临饥饿的威胁；我们的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的财富已被国家领导人占为己有并存放在美国银行他们的账户上，我们的军队士气低落，风气败坏；我们一度为之骄傲的国家已陷入一场内乱，而我们的民众却一直在一个暴虐政权的恐吓和威胁下生活。
现在，菲律宾人民已经觉醒，甚至可以说已完全清醒了。今天，要想成功地否定人民的胜利，那得有一个比现在疾病缠身的马科斯先生更为拼命、更加强壮的先生！
所有支持我的菲律宾选民们，现在我向你们呼吁：保护好你们的选票，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可以肯定，我们将进行一次自由和公正的总统选举，而且一个崭新的菲律宾必将在全国和平与和解的气氛中诞生。
在我竞选的过程中，我已走遍我们国家的天涯海角，亲眼看到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和他们对未来寄予的希望。我知道现在自己必须做什么。我坚定地做好了一切准备，决心为我们可爱的全体人民创造一个自由、公正和福利一体的新菲律宾而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
星期五，我们的国家将从20年苛政的灰烬中走出来，而且将有一个美好的开端，我将把你们的选票看作是对我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任。你们已经给我以充分的信任，而我将努力证明你们这样做是值得的。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威廉·戈尔丁
事件背景
威廉·戈尔丁英国小说家。1935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当过演员和教师，二次大战时服役于皇家海军，战后重返教育界。大学期间即酷爱写作，1954年出版“现代经典之作”《蝇王》，一举成名，此后又相继发表10多部长篇小说。
1983年，戈尔丁由于“在小说中以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手法和变化多端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阐明了当代世界人类的境况”，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本文就是他的获奖演说。那些对现在正在发言的人多少有所了解的人们，正如英国新闻界知名人士透露的，将要花半小时时间，屈尊地听一个索然无味的老生常谈。确实，我给你们的第一印象将是一个白胡子的古怪老头，他也许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大家引入昏暗、压抑的境地，这种昏暗是无可挽回的，月全食式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虽然是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老头，因而即便是有点儿——让我轻声地说——轻浮，还请大家原谅。哦，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身边没有伴舞女郎，我不打算为你们唱歌，也不想耍把戏、扮小丑——我怎么会想到耍把戏呢？真是怪事！一个被当作悲观厌世的人，怎会在耍把戏这类的轻浮举止中寻欢作乐呢？
你也能体会到，任何年龄的人在今天这样高层次知识界的聚会上发表讲话，都将是一件难事。想到这一点，就使人畏惧。再说，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尊严呢？他们都说，没有比一个老傻瓜更傻的人了。
那么，也可以说没有比一个中年傻瓜更傻的人了。25年前，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悲观主义者”这个诨号，却没料到这个诨号会一辈子跟牢我。我就某些方面来看，可以举一个另一种艺术形式的例子，拉赫玛尼诺大那段著名的《升c小调前奏曲》就始终伴随着他。观众每次非得让他演奏完这段曲子，否则也无论如何也不让他离开舞台。与此相类似，评论家们总是一头栽进我写的书本里，非找出些貌似悲观厌世的东西不可。我不知该作如何理解。我自己并没有感到痛苦绝望。事实上，我曾竭力改变自己表达个人感情的方法。可是由于某些评论家的质疑我只得把自己称作一个“世界上头号的”悲观厌世者，而不是一个宇宙的乐天派。我应该想到，任何拥有一定语言才能的人，都懂得我在使用“宇宙的”这个词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它的内在含义，而不是名称本身。尽管它的衍生词“普通的”也可以解释为同一意思，但我选择“宇宙的”则是更加含蓄。我所指的是，当我把世界视为一个由科学家们构筑起来的、受一套套规章制度操纵、不断地一成不变地重复的世界时，我就成了悲观主义者，臣服在万能的“熵”神脚下。而当我考虑到科学家们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的作用时，我又成了个乐观主义者。当诸位因我的作品而将具有世界性声誉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我时，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就不能也和大家纵情欢乐一番呢。20年前我试图把我作品中的某个角色在精神上所感受到的两种不同概念作区别，结果是搞得一团糟。
下面我引用一段我本人的作品：
他在狱中。火车终日在铁轨上奔驰。日食和月食是可以预测的。青霉素治好了肺炎。原子在依次序裂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明白无误地解释，驱散了神秘感，显示出一个实用的现实社会，易于理解，易于分割。手术刀和显微镜已失去了作用。示波器在不断准确地显示人的行动。
“然而那时，一天到晚行动总是处于平衡状态，既无幸运可言，也不会出现失误，不是善，就是恶。根据这个模式，我们认定精神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却谁也没有触及过；已经接触到的只是被黑暗势力抓住的囚犯，囚禁、审问、判决、宣布，等等。这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它们之间没有过渡。”
使我感兴趣的是，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过渡这一想法，是否会有什么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世界也有起源（不错，作为开玩笑，我要说我们是一直了解这一点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证，并且禁止大家去检验它。一旦万物没有了起源，那么广邈的时间早已消逝，我们也就不可能活到现在这一刻）我们还知道，或者说起码是科学地假设在一个黑洞的中心，一切的自然法则不再适用。既然所有的科学家们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宗教色彩，而大多数宗教信徒都很少有完全不信科学的，因此我们发现人性充满了整个宇宙。科学智者们相信黑洞里面有可能会发生奇迹，而宗教领袖们则认为黑洞的外面就有奇迹。事实上，这两方面都相信会出现奇迹。光荣归于万能的上帝，你们在我身上可以看到悲观主义色彩并没有减弱。大家所面临的更大的危险，是一个古板的校长也许走了神，忘了他是在对一个班的学生讲课。70岁的人也许容易这样认为，他什么都经历过，因此什么都懂。他会认为寿命的长短就是智慧的保证，是发表高论的资本。在他看来，莎士比亚和贝多芬正值五十二三岁的壮年就离开了人世，实在是太可惜了。像那样的青壮年人能知道多少东西呢？不过到了午夜，当时钟敲响，新的一年又开始的时候，也许他会一反常态，为自己年龄增大所带来的不便感到沮丧。也许会对某一句被公认为富有诗意的句子——某个年轻人偶尔想到的句子仔细推敲。因为他从来也不觉得自己的年龄足以使他把生活的种种疑难问题解决掉。他写道：“人们必须容忍／他们这样地走下去／也许有一天他们会重新回头”。这种想法最能形容一个老人内在的欢乐本性。一个老人企图寻求愉快，这与他的垂暮之年有什么不相宜之处吗？然而，一位英国诗人却对此进行了责难：
大卫、所罗门，
花天酒地，妻妾成群；
晚景凄凉，不堪困窘，
留下箴言，告诫世人。
诗的权威性，当是无可非议的，但对这一点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刚才我给诸位引证的，是几句普遍认为充满诗意的散文体法，现在我再给大家引用我写的几句诗：
索福克勒斯，杰出的雅典人，
临终时曾经说，心中的爱已经覆灭，
好似逃脱猛兽之口，
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他说这害己的是耄耆之年，
可那位朗克洛，
被问到同一问题时，
却说不对，母亲虽高寿，
她的慈祥可亲却有增无减。
显然，岁月的流逝不一定能使我们的智慧之花枯萎，陈规陋习也无法使丰富多彩的个性失去光彩。眼下，我们不必过分严肃，但须考虑周全。我个人正面临着另一种危险，我不会说小部落的语言，而在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部落语言不下600种之多。当然任何一种语言的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1979年的希腊桂冠诗人埃利蒂斯曾明确指出文学作品的相对价值，是无法按赞成人数的多少来计算的。这一点我相信，这是对评委会的最高颂词，他们不计读者的多或寡，而是坚持不懈地发掘作品的内在价值。约翰·济慈曾这样评论过那些希腊诗人：“他们安详地长眠在茵茵的绿草底下，为一个弱小的民族留下了伟大的篇章。”此话千真万确，弱小有时也是美丽的。再引用另一位诗人的话——虽然我只是个散文作者——这样大家就可以从中领略到我此刻的心情——本·琼森曾写道：
这不是森森大树参天，
却叫人心旷神怡，
也不是三百年古橡树，
一朝被伐、干裂、枯萎。
五月多娇艳，
那一夜香销玉殒迅如闪电，
美妙绝伦恰似昙花一现，
美满的生活，寥若晨星。
我使用的语言是英语，使用英语写作的诗人、作家层出不穷，使用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作家，不论古今，相比之下从数量上来说就会相形见绌。然而在今天，一种语言使用过于广泛，比起使用过于狭隘却是弊大于利——犹似橡树而不似百合。它已传遍全世界，广告、导航、科学、谈判、讨论，不胜枚举。每天总有上百个政治团体，用英语滔滔不绝发表议论，也许一种语言被滥用至此，结果是被异化，失去了它原有的特色，如果一个人用英语说话，也许会认为只是在对少数几个头面人物，或是家庭成员或是老朋友说话；或者是大声地自言自语，或者是在梦呓之中。可是，后来他却发现，不知不觉之中是在对世界上一大部分地区里的人在说话。想到这些不由令人心凉。从今年的情况看，美国的桂冠诗人占压倒多数，而英国作家只有我一人。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我的母语被普遍使用，而且使用的人数超过了远在欧洲西海岸的英伦三岛，然而他们所说的却仍是正宗英语的各种方言俚语。就我个人而言，我无法确认这么多的语种，将会因为彼此间的距离变得不易理解，这还是会因为电视和人造卫星的媒介而日益统一起来。但是，目前英语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作品易于理解，避免使几亿读者处于一知半解的境地。文学评论家的人数，也会因为看懂作品的人数受到限制而发展困难，连他们也逃脱不了变坏的境遇。不管他搜肚刮肠地写出来的文章多么晦涩难懂，总会有记者——我们姑且称他为“X”——把文章和一份义愤填膺的评论一起寄来，说他——“X”，曾经是一个活的靶子，如今成了死的靶子，竖在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射手前供他们任意瞄准。就是我那些最有声望、最杰出的同胞和获奖作家，如温斯顿·丘吉尔，也未能逃脱这一厄运。当时针对丘吉尔获奖一事有位评论家曾尖刻地评论过，说他获奖的事实“不知是奖赏他的诗歌还是奖赏他的散文？”确实，像这一类的观点我也听到过，对我来说，甚至于更难想象，就是说写这篇演说词，它比起我少年时代在学校老师规定的题目写的任何一篇文章都难。唯一的差别是，我今天是在一张大书桌上写，而且获得的成绩将在更大范围内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