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怒都是人类的情感。当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怒自然而然产生了。发怒不仅伤身，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一个易发怒的人也难于和他人合作。历史上也有不少因发怒而给自己或他人造成巨大损失的例子。当然任何事物有利则有害，有弊也有益，怒有害于身心健康，有害于友情，有害于事业，但它也有有利的一面。《独异志．华论》中记述了华论给一位郡守看病，诊脉之后，没有给他开任何药方，而是历数该人的罪责和过错，把郡守大骂了一顿，拂袖而去。郡守大怒，气荡胸腹，誓不饶华佗，不想一怒之下，吐出了大量黑血，过了一段时间，病反而好了，这才知华佗医术之高，是用激怒之法，治好了郡守的病。
怒计在兵法中也常常使用。东汉光武帝建武5年，命令王霸和捕虏将军马武率兵攻打驻守在垂惠的豪强周建，苏茂则率几千人增援周建，另外派精良的部队去堵截马武的粮队。马武只好前去救粮，周建则出城与苏茂联手夹击他，马武自恃有王霸的救援，作战不精心也不卖力，结果战败。马武的兵上跑到王霸那里去救援，王霸却说：“现在敌军士气高涨，我要出兵，还不是和你们一样惨败？你们回去凭自己的力量去死命抗战吧。”王霸闭门困守，就是不派援兵，这一下可激怒了马武和他的队伍，他们严加修整，准备再战。而王强的将士们不愿让马武的部队孤军奋战，纷纷向王霸请战，王霸则自有其道理：“苏茂部队兵精将良，作战英勇，我军将士对此都有恐惧之感，而马武和战军相互依赖，互相指望，不能一心一意奋勇作战，必败无疑，现在我军拒而不援，马武因为没有援军，反而增强了战斗的勇气，我们再共同作战，才能胜利。”王霸激怒了马武，也才使他们赢得了胜利。
只要善于引导，怒也是助人成功的一计，所以对怒我们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行。
身居高位的人，凡事不能容忍，动辄发怒，那么就会遗过于下面的人；如果在下位的人，不顾礼义，却逞强发怒，一定会冒犯上位的人。只要有一方不知制怒，而轻易发作的话，后果都是贻害更多的人。
唐太宗贞观2年，河南有个叫李好德的人有精神病，常乱讲一些妖言，皇帝下令大理丞相张蕴古去察访此事。张蕴古察访后上奏折说李好德确实有病，而且有检验结果，不应当抓起来。治书权万纪上书弹刻张蕴古，因为他是相州人，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所以说是张蕴古讨好顺从他，考察之情也不会是实事求是。皇帝很生气，在街上把张蕴古杀了。后来此事为魏征处理，皇帝暗地里很后悔。由于自己一时的怒气，不详细核实，不作认真细致的调查，就草菅人命，唐太宗也过于轻率了。这是不忍怒气的后果，人一发怒，出于一时的激愤，做事就有可能过火，等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时已晚。就在同一年里，又有一次，唐太宗又因为流州刺史卢祖尚文武双全，廉直公正，征召他进朝廷，告诉他：“交趾久久没有得到适当的人去管理，现在需你去镇抚。”卢祖尚行礼感谢后出来，不久就感到后悔，他托病推辞。皇上派杜如晦等人宣读诏书，卢祖尚坚决推辞，皇上非常生气，说：“我派人都派不出去，还怎么处理政务？”下令在朝廷上把他杀了，但很快又感到后悔。魏征对他说：“齐文宣帝要任青州长史姚恺为光州刺史。姚恺不肯去。文宣帝气愤地责备他，他回答说：‘我先任大州的官职，只有功绩并没有犯罪，现在却让我担任小州的官职，所以我不愿意去。’文宣帝就饶了他的死罪。”唐太宗说：“卢祖尚虽然有失臣子的礼义，我杀了他也太过份，由此看来，我还不如文宣帝呢。”马上命令追复卢祖尚荫庇子孙任官的权利。
唐太宗认识到了自己做事因怒不忍，过于急躁，连杀了两位臣子，悔恨之意溢于言表。尽管他知错能改，但毕竟有些事情是无法补救的。正是出于怒能造成严重的危害，所以古今中外许多人都下功夫去研究制怒的办法。很多人发现制怒的唯一良方是忍。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应该抑制愤怒情绪的发作，以利自身健康，以利团结他人，以利相安和谐，以利国家社会安定，以利事业发展。在极特殊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以怒为计，震摄敌人，激怒放人，以便战胜敌人。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古人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个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再高明的人，也会有疏漏。“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就是说要集中群众的智慧，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才能使事业成功。所以偏信某人之言，是不行的。
汉高祖刘邦出身低微，当过亭长，识字也不多。但他能礼贤下士，依靠各路人才的智慧和力量，以成就自己的大事业。谋士张良是贵族，陈平是游手好闲之士，大将军樊哙是屠夫，周勃是吹鼓手，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无业流民，彭越做过强盗。这些人无论出身如何，地位高低，都各有所长，刘邦也正是集中了众人的智慧才打败项羽的。
他采纳谋主张良的建议，首先夺取关中，进入秦都咸阳，这样一来使项羽与众王所订立的先人咸阳为王的盟约成为事实，从而造成了项羽的极大被动。而刘邦的谋臣萧何则首先接收了秦朝的中央档案文件和其他国书资料，从而掌握了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一系列重要情况，为以后的战争作好准备。
此时的刘邦迷恋的是宏伟的宫殿，美丽的宫娥，无尽的财宝，他不想再图进取了。大将樊哈见此情景，质问他：“大王是想得天下，还是想成为富翁？别忘了，秦朝就是刚刚在这里灭亡的。”
这一下警醒了刘邦，他还兵灞上，且与民约三章，恢复社会秩序，稳定人民情绪，消除苛政，让民安居乐业，这一举措使他赢得了在政治上的优势。此时刘邦在军事上依然处于劣势。他采用了张良“斗智不斗力”的策略。当项羽毁约，封他为汉中王而非关中王时，刘邦也曾大怒，想与项羽决一死战，是萧何等人劝他：要正确估计自己和对手的力量，决战的时机还不成熟，先忍耐一时的委屈，接受分封，到汉中去争取民众，招贤纳士，利用巴蜀的富庶，积聚财力，他日再图东山再起，到时反攻也不迟。刘邦接受了部将们的规劝，还采纳了张良的建议，去汉中当王，并逐段烧毁沿途的栈道，表示再不出来与项羽作对。
刘邦就是这样迷惑了项羽，积蓄力量，到力量壮大后重新攻入关中，在该下一战，迫项羽自杀。
建立了汉朝之后，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举行的盛大酒宴中，不无得意地总结他的经验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战必胜，攻必克，率百万之众，战于沙场，我不如韩信。三者皆是人杰，我能用之，这也就是我能够获取天下的原因了。”
国家的领导者，如果执于偏狭，就容易让小人钻空子，不能采纳忠臣的谏言。
司空马原为秦国的少府尚书，曾追随吕不韦。作为吕党人物，在吕不韦被废之后，他随即离开秦国投奔赵国。赵国的悼襄王对司空马并不十分器重，只任命他担任了一个守相。
此时，秦国对山东六国的军事攻势日益猛烈，一度号称强大的赵国也频频受到它的攻击。司空马人赵后，根据当时的形势以及他对秦国政治的了解，建议赵王采取割让土地用以贿赂秦国的计谋，激起其他诸侯国对强秦兼并政策的恐惧与反感，进而重新构建列国合纵抗秦的军事同盟，借此来保存赵国。这在当时秦强赵弱的情势下，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赵王没有采纳他的计谋。
赵王没能采纳司空马的计谋，却也无法阻挡秦国的强烈的攻势。司空马见赵国大势已去，毅然决定离开赵国。
司空马只身来到平原津渡口，遇到了渡口守令郭遗。郭遗见司空马来自都城邯郸，便向他询问秦、赵二国的战争情况，以及赵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前途与命运。司空马望着惊涛拍岸的黄河古渡口，望着汹涌东去不复返的黄河之水，直言不讳地告诉郭遗：赵主没有采纳他的计谋，赵国将逃脱不了亡国灭族的厄运！
秦王政十三年，秦将桓睢进攻赵国，在平阳大败赵将扈辄，杀了赵国lO万军士，扈辄也死予战场。秦、赵二国的战争，就当时形势而言。是一场实力悬殊而结果不难预测的战争。因此，郭遗对赵国必亡的结论并不怀疑，他所关心的是赵国还能支持多久。于是他请司空马推断赵国的灭亡时间。
司空马由秦人赵，对双方的情况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在赵王摒弃他的计谋不用而迫使他离赵出走时，他对赵国何时灭亡的问题已经是成竹在胸了。此刻，他面对郭遗，以一个战略家的口吻直接而明快地说：“赵国必亡。但它如能启用武安君李牧为统兵元帅，可以抗秦一年；如果它杀掉李牧，它就支持不了半年。但是，现在赵王身边的韩仓，此人心胸狭窄，嫉妒功臣，曲意迎合赵王，深得赵王的宠信。赵国目前危在旦夕，赵王势必进一步偏信他，而他又极容不得李牧。因此，武安君李牧将难保性命，赵国灭亡也不会超出半年！”
司空马对郭遗提到的李牧，是战国末年赵国可数的名将之一。他长期驻防在赵国北部边境，多次击败东胡、林胡和匈奴等大草原游牧部落军队对赵国的进攻。秦王政十四年，他曾率领大军在肥地大败秦将桓难，迫使残败之后的桓难惧罪逃奔燕国，因此他被赵王封为武安君。司空马以一个军事谋略家的眼光，注意到李牧在赵国抗秦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他又不失一个政治家的敏感，意识到李牧必死于赵国黑暗腐朽的政争之中，因此，他推断赵国的灭亡乃是一个拭目可待的事情。
秦王政十八年，秦国在灭掉韩国之后大举进攻赵国。秦赵战争进入了大决战的阶段。越王迁任命李牧、司马尚率兵抵抗，然而偏信小人的赵王迁却未能始终如一地任用李牧。秦国使用离间计，贿赂赵王身边的宠臣，散布了武安君李牧要造反的谣言。赵王迁轻听轻信，不顾军事上临敌易帅的大忌，一面派出赵葱、颜聚代替李牧指挥军队；一面派出谗臣韩仓处置李牧的“谋反案”，韩仓即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李牧。
李牧死后，秦军拉开攻势很快击败了赵军，赵军将领赵葱战死沙场，颜聚战败逃亡，赵国完全丧失了抵御的力量。秦军趁胜攻破赵都邯郸，俘虏了赵王，赵国灭亡。
从李牧被杀到赵国灭亡，前后时间仅5个月，这正如司空马所预测：赵国如果杀掉李牧，它将支持不了半年！赵国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更重要的内在原因，正是赵王偏信小人，不能广开言路，采纳有识之土的建议。如果赵王忍偏持公，不听信小人的意见，杀害李牧，至少赵国不会那么快就灭亡。
学会拐弯抹角
人无论处在何种地位，也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都喜欢听好话，喜欢受到别人的赞扬。的确，做工作很辛苦，能力虽然有大有小，毕竟是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当然希望自己的努力得到他人和社会的承认，这也是人之常情。会为人处事的人，此时必然是避其锋芒，即便觉得你干得不好，也不会为直言相对。生性油滑、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则会阿谀奉承，拍拍马屁。“那些忠直的人，此时也许要实话实说，这就让人觉得你太过莽直，锋芒毕露了。有锋芒也有魄力，在特定的场合显示一下自己的锋芒，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大过，不仅会刺伤别人，也会损伤自己。做大事的人，过分外据自己的才能，只会招致别人的妒嫉，导致自己的失败，无法达到事业的成功，更有甚者，不仅因此失去了政治前途，还累及身家性命，所以有才华要含而不露，对他人不可过于耿直地指责和批评。
过分直露自己的见解会招致他人的妒恨，但也不是说因此要不分是非曲直，什么事都一味地说好。忍莽直是让我们在对别人提出批评意见的时候，要尽量采用别人接受的方式，同样可以达到让别人改过，使事业、工作能进一步发展的目的，为什么非要吵得面红耳赤，最后犹如仇人一般呢？
自古以来忠直之士为人敬佩，为人赞扬。他们往往是以自己的忠直之谏，不惜身家性命去为民请命。如果只从个人利益而言，他们完全可以忍耐住自己的个性。图个高官厚禄，但是为社稷江山，为黎民百姓，他们不仅不能坐视不管，相反，他们忠言劝上，直言犯上。他们也知道必死无疑，但是如果只为苟延残喘于世，就不尽自己的职责，这些忠义之上是绝对不肯干的，他们是不会屈从的。可是他们拼却性命地去直言进谏，难道就是最好的办法吗？不可能人人都如魏征，得遇圣明的君主，更多的是遇到昏聩的王侯，所以直言当看对谁，可以直言的当然要去尽自己的职责，但是不值得你去进忠言的，你不能审时度势，无疑是过于迂腐、愚忠了。这时候你就要听人劝，耐住性子，忍住要直言相劝的冲动，首先保护好自我，再以图发展。
婉转地批评别人，不逞一时的刚勇，同样能达到批评对方的目的。在西汉时期汉武帝身边有个大臣叫东方朔。头脑聪明，言词流利，又爱说笑话，当时人称他为滑稽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