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福的倚伏 ”
新闻学院 林 帆
老子说的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是概括人生无常的哲理 ；祸福的转化，说白了，不外与 “好事变坏事 ”或者 “坏事变好事 ”而已。人们无奈于 “是福还是祸 ”，只好叹息 “祸福茫茫不可期 ”（白居易诗 ）。
“生怕回头从过去望 ”，我也常常 “冥冥中自有主宰 ”，不由你不信。可不 ？遥想当年大学毕业，我属于优等生之类 （其实是 “五分加绵羊 ”耳），遂被选留助教而分配到复旦新闻系。这是在全校毕业生大会上如此宣布的，记得还投来不少羡慕的目光。“难得金榜挂名时”嘛，自然值得庆幸和骄傲 ！可是不知道是时运不济抑或别有原因，我吃了闭门羹。人事部门说要另行分配，让我去基建科报到。这当头一棒始料不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学非所用，碍难从命 ！”就这样僵持了两个月，亏得中文系最后留用了我，大概是认为 “孺子之可教 ”罢，才不至于成为 “处理品 ”，可谓绝处逢生了。为了争口气，也为知恩图报，我工作卖力，业务进修也尽心，业余还发表了一些散文、杂文之类的篇什。两年后新闻系又似乎也发现 “孺子之可教”，居然由身兼教务长的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亲自下调令叫我 “归队”。惯作 “驯服工具 ”的我，尽管已经对中文系有了深深的情结，也唯有抱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转移阵地。现在蓦然回首，当年被新闻系拒之门外，固然受挫一时却不失为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呢？日后证明，果然不谬。假如当初一来复旦就纳入新闻系，是必 “右派 ”加冕，在劫难逃。王中当时叫得最响的那套 “反党 ”新闻理论，正中我下怀 ；作为他麾下的教师，按我的性格，绝对要为其 “摇旗呐喊 ”的。而反右时系里划为 “右派 ”的师生为数可观，大多出于“王中所累 ”。我和王中甚投缘 ；他写杂文，我也爱发 “歪论 ”，可谓情投意合，相见恨晚。所以拨乱反正后他复出主持系政，正是由他点将，我才当选为他的副手。这是一。其二，到了中文系，由于 “适者生存”，逼着我苦修了两年语言和文学，等于受到双学位的训练 ；后来还成了全国新闻院系教师中绝无仅有的作家而参加 “上海作协 ”。这又造成我在系里的优势，不囿于 “独沽一味 ”而略胜一筹 ；于是锋芒初露，被视为受欢迎的 “杂家 ”教师 （当时新闻系奉行的正是 “杂家路线”）。只是因缘巧合，王中不久便失势了，我也随之失去保护伞 ；“左”风又于斯为烈，批判 “白专道路 ”我首当其冲。嗣后无形中被打入另册，半生几起几伏，受尽折腾。这到底是福之所倚还是祸之所伏，至今还说不清个所以然。
再说，１９５７年国庆，我喜逢新婚燕尔，成家立业踌躇满志。一个月后干部下放运动掀起 ；谁都不会想到 “新郎官 ”第一批榜上有名，还说好去当农民，粮食户口一并迁走。我倒没二话，勇敢地接受了考验；可面对新房，离情别绪涌上心头：细看新娘，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不知哪来的豪情满怀，我当晚竟伏案写诗，放歌这回的 “壮举”。这首四十行的抒情诗扬扬洒洒，题为。我们是上海第一批，很快在。解放日报 朝花。上见报，随即又被新文艺出版社收入。大跃进诗选。里。住进宝山葑溪乡伊始，一切新鲜，引起文思泉涌。白天劳动归来，顾不得疲劳晚上还在煤油灯下挥笔，像。解放日报 朝花。登的几则。下乡日记。（又被收进上海人民出版社集结的。下放干部在农村。）和。萌芽。杂志上的。田间书简。等陆续发表，竟名声在外，引起乡党委书记的 “青睐 ”，大田劳动没多久，就调我去他身边当秘书，除随同左右和一些文书工作之外，还创办一张油印乡报，每周四版，颇获好评。“木秀于林 ”，此事传到系里则大不以为然。系总支书记趁我休假时召我去办公室，严肃有余，没“有好好抓劳动改造，便故态复萌，同志们对你很失望 ”云云。反正前途未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我已落籍农村，学校组织鞭长莫及。于是我行我素，文章照发，秘书照当，还是俨然农村一秀才。乃至 “人民公社 ”成立，我系师生下乡办系，迁至罗店公社。借此机会，系里指定我调去罗店参加劳动。这才真正 “修补地球 ”战天斗地，实现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当然，我还是我，“大跃进 ”挑灯夜战也干得挺欢 ！
姗姗而来的知识分子的春天，终于盼到了。大家都额手称庆。那是１９６１年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召开的广州会议，宣布了 “脱帽加冕 ”的政策。迎喜接福，我沾了光，回校开课了。然而依然情怀手中笔。我利用课余时间，灯下笔耕，写出了一系列新闻与语言文学交叉的文章：我的第一本著作。新闻写作纵横谈。就是教学写作双丰收的副产品，这回可是 “福”星高照了。可惜煦和暖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到两年光景，便觉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接着 “四清 ”运动拉开序幕，我又是 “第一批 ”，马上卷起铺盖再下罗店，第二批还是我，去的是奉贤 ；等到第三期来临，我再次 “披甲上马 ”…我不是说下乡不好，也深知这是组织上对我政治上的关怀。但像我这样的接二连三，一竿子到底，全复旦的青年教师再找不出第二位。我粗算一下，自从回新闻系到“文革 ”开始，在农村生活时间竟达四分之三 ；再加上 “第一批 ”去奉贤干校一年多，全程参加去江西农村为知青搞函授，堪居全校教师的 “三连冠 ”。为什么呢 ？ 如“鱼得水，冷暖自知 ”罢！那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业务上求索求知就是走 “白专道路 ”而姓 “资”：好事于焉成为祸根。
大祸临头乃是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我仍然有幸保持 “第一批”的纪录，为全校最早抛出的年轻 “牛鬼蛇神 ”之一，和周谷城、周予同先生等权威人物并列 “上市 ”，霎时间来势凶猛，揭批我 “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大字报占了三个教室，无非是从我的文章中每篇抽出一两句话上纲上线，罪名为莫须有的 “反动杂家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耳！多亏作为 “反面教材 ”的宣扬，当时 “复旦谁人不识君 ”！从此我吃尽苦头，从此也名扬全校，“大名 ”鼎鼎。有一夜 “斗鬼风 ”，我被拳脚交加，昏厥三次，斗到子夜押我回家，人不人鬼不鬼的。实在万念俱灰了，便萌发起 “一了百了 ”的念头。如果不是半夜难以成眠有感于雏儿熟睡的小甜脸，很可能就是一念之差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也在我身上应验了 ！不然，新闻学院就要少了一名 “博导 ”。
讲了这些往事，只为说明开头的 “箴言 ”。真的，没有祸国殃民的 “文化大革命 ”，就不会有拨乱反正，难以彻底摆脱 “左”的阴影，也就没有接踵而来的改革开放，当然也包括我的直接受惠。这实实在在的“因祸得福 ”，谁说不是交付了偌大的学费换来的 ？至于我，这苦辣的青年时代，尽管不堪回首，毕竟逆境锻炼造就了我，不亦 “焉知非福”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