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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 友情之旅

———访苏追忆

哲学学院 李继宗

1989年10月,为了落实复旦大学哲学系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基辅大学哲学系的系际友好交流,我作为系主任应邀前往上述两校访问,先后与两校的哲学系系主任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谈,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与基辅大学哲学系还签订了合作交流的协议书。但对我来说,这次访苏的另一收获就是会见了当年在复旦任教的柯希切夫教授和留学生季塔连科 ———我的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

柯希切夫原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俄罗斯共和国科学院院士、功勋科学家。1955 —1957年他被派到我校任专家组组长、校长顾问,并协助哲学系建系。当时他给哲学研究班上课,我们作为一年级新生也一起听他的课,他的讲稿印出后又成为我们学习的第一份教材,所以他自然也是我的老师。

到莫斯科大学的第二天,首先拜访了不久前来我校访问的一位副校长,转交了我校庄锡昌副校长的亲笔信。然后,由副校长联系哲学系接待我。当我到哲学系办公室时,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沙发上的柯希切夫教授。虽然40多年没见了,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老了一些。我马上上前喊出他的名字,拿出1956年我们入学不久我和几位同学与柯希切夫教授、胡曲园教授、陈珪如教授的合影照片给他看,他高兴得不得了,询问了一些人和复旦的情况。谈了一段时间后,他带我会见系主任巴宁教授。巴宁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学者,也是柯希切夫的学生。我们相互介绍了各自系里的情况,确定了今后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原则和方向。柯希切夫还特别谈到他的另一位学生、时任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的季塔连科的情况。当他知道季塔连科在复旦哲学系留学期间就是和我们班的同学一起上课并参与一些活动时,他答应在我去基辅回来后带我到远东所拜访季塔连科,我当然也很高兴。

基辅是一个古老的城市,始建于5世纪末6世纪初,在9—13世纪曾为基辅罗斯都城。这里保存了11世纪以来200多座教堂和中世纪的部分街道,如最著名的索菲亚大教堂 (1037年建 )。卫国战争期间,基辅和乌克兰人民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保卫了这座英雄城市,战后在第聂伯河岸边的山巅上建造了一座100多米高的 “乌克兰母亲”塑像,一手拿剑、一手拿盾,仿佛向世人宣布有母亲在,基辅永远不可战胜。这个巨大的塑像成为基辅的标志性建筑,完全可以和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媲美。在基辅的一周,基辅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达拉辛柯同样热情好客。他原是军人,退伍后读到博士学位,当了教授和系主任,仍然保持军人的豪放、直爽的性格。见到我就以兄弟相称,一点客套都没有。他甚至毫不掩饰他对俄罗斯的不满情绪。他告诉我,不久前乌克兰苏维埃大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确定乌克兰语为官方正式语言。他说,我们再不用俄语讲课而改用乌克兰语了。他还有点激动地说,你可以到工人、农民中去了解一下,他们会告诉你,我们乌克兰每年的工农业产品30% —40%都被运到俄罗斯去了。他说这些我只能默默地听着。当他知道我当时抽烟,外面买不到时,就把内部配给他的香烟每天送我一包。他在家为我设宴也只把我当作自家人,吃他们的家常饭菜 ———乌克兰红菜汤、泡黄瓜、咸肉膘、鸡腿等。临走时,还特地送我自家腌制的三瓶泡菜、咸肉膘和乌克兰特有的陶瓷烟斗、烟灰盘。在基辅期间,他特地派一位讲师陪我参观游览这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使我领略了这个城市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丽的风光。当我离开基辅时,达拉辛柯把我送上火车,还买了面包供我路上吃。开车前,他紧紧地和我拥抱,使我非常感动。我本来邀请他第二年访问复旦,他也答应了,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此后再没和他联系过。

从基辅回到莫斯科后,柯希切夫马上和我联系,他已和季塔连科约好定于11月6日即我回国的前一天上午去远东所。

远东研究所在莫斯科近郊,柯希切夫没有车,季塔连科派他的司机和车子到我住的莫斯科大学门口来接我们。上午9时许柯希切夫早已站在那里等我了,到了远东所,季塔连科所长和副所长等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拿出当年在建造物理二系工地上季塔连科和我们一起劳动的照片给他看,引发了大家对30年前的回忆。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的、橱里摆的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文化饰品,从唐三彩、青铜器到李一氓等当代名人的字画 ;但最显眼的还是挂在他办公桌背后的那幅他与戈尔巴乔夫合影的大照片。他说他可以随时与戈尔巴乔夫通电话,他实际上是当时苏联政府的外交顾问,参与苏联的外交决策,他告诉我苏联与韩国建交就是他去韩国促成的 ;与中国改善关系他也参与做了不少工作。苏联解体以后他一直担任俄中友协主席至今。为了配合庆祝我国建国40周年,他主编出版了一大本。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全面介绍40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的成就,还特地签了中文名,盖上中文印章,送我一本。谈到12点多钟,季塔连科就在所里招待我和柯希切夫吃了中饭,下午因他还有重要会议,只好让他的司机把我们送走。

11月6日是十月革命节的前夜,又是星期六,一般下午都放假,而我第二天要回国,就想先把76岁的柯希切夫教授送回家,再到街上逛逛,买点东西,但柯希切夫不同意,他一定要陪我到街上逛。车子到了一家较大的商场停了下来,我们下了车正向商场走去,车子突然开走了。糟了,我以为车子会等我们,没把拎包拿出来。包里有柯希切夫送我的俄制药酒、季塔连科送我的书等和其他东西,今天如果找不到司机就麻烦了。柯希切夫急着找一处公用电话打到远东所,早没人了,怎么办 ?明天我要走,万一包找不到怎么办 ?无奈之下,只好同柯希切夫到商场里毫无心思溜了一圈,什么都没买,一直在想怎么能找到司机。正当我们要走出大门时,奇迹出现了,只见那位司机双手捧着我的包站在门口等我们呢 !我和柯希切夫高兴得不得了,一再感谢这位好心的司机。司机笑了笑说,他还要去接送季塔连科,所以要先走了。

这件事算不了什么,但作为一个普通的俄国司机,他那认真负责、善良朴实的品质,同样使我难以忘怀。第二年,我邀请柯希切夫来复旦访问,谈起这件事,他也很感慨。

两个星期的访问是很短暂的,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非常深刻的,特别是我所接触的几位友人 ———柯希切夫、季塔连科、两个大学的哲学系系主任、陪我的基辅大学哲学系讲师,以及季塔连科的司机等等,对我、对复旦、对中国都非常友好,他们非常热情。虽然这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仍使我难以忘怀,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友情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