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心印复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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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涛声依旧

中文系 陆士清

日前,在整理文稿时,惊喜地发现了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 ———。涛声依旧诗不是我写的,是中文系创作专业最后一届毕业生在百年校庆聚会时,当过这个班的班主任写给他们的。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四分之一个世纪前,跟你们度过一段有意义的生活四分之一个世纪后,今天又见到你们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心愿就是 ──以小说,翁世荣老师的名义以戏剧,于成鲲老师的名义以散文,陆士清老师的名义以诗歌,葛乃福老师的名义以民间文学,秦耕老师的名义以报告文学,张德明老师的名义以抒情,廖光霞老师的名义以叙述,吴德润老师的名义以描写,徐天德老师的名义以孔子、孟子的名义以柳宗元、苏东坡的名义以。长恨歌。、。红楼梦。的名义以鲁迅、茅盾、巴金的名义以柳青。创业史。、魏钢焰。船夫曲。、郭小川。祝酒歌。的名义以中文系历史上唯一的创作专业的名义

以这一切一切的名义 ──

对我们的复旦说一声:我们永远不忘您的恩情 ———尽管在市场经济下,我们心灵的辞典早已删去苍白的口号但却还是删不去 “感恩 ”这样一个中国文化中的神圣概念尽管我们现在拿着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船票但对复旦的情意

──  中文系创作专业,诞生在 “文革 ”后期,1977年后就停止了招生。尽管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总是历史的一页。这首诗也是这一页历史上的刻痕。

默读着诗篇,我沉吟良久。“文革 ”的烽烟又一次在我胸中卷起。那倍受精神蹂躏的苦涩,犹如沾了辣椒水的鞭子,抽在依旧有着伤痕的心头。不过,那时不只是有痛苦 ;那时还有不屈的、巧妙而惊心动魄的斗争。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我们师生真诚的友谊,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是一曲甜美的歌 !

愁云惨雾,笼罩中华。这是上世纪1976年春夏之交。在光明与黑暗搏击厮杀之中,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棒棍,扑杀着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支持邓小平路线的精神之火,使得心怀巨大伤痛的中国人民不禁对天发问:“中国将往何处去 ?!”不过,在深深的伤感和茫然的疑虑之余,人们洞见和感受到了闪电正在撕裂乌云,惊雷已在地下滚滚响动…也就在这时候,我们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小小的天空里,飘来了一片乌云。中文系所在的700号二楼气氛骤然紧张,“革委会 ”的头头、工宣队队员一脸凝重,从来就很乐观的专业支部书记也拉下了脸,我心上也好像挂满了吊桶,七上八下 …原来,由浙江省造反派头头转发的一封信,转到了 “四人帮 ”在上海的爪牙马天水的手上。马天水加批的信又层层查转,一直查到了复旦,查到了中文系创作专业。

信是萧山造反派里的一只雌猫写的,她告发我们创作专业的一位解放军学员有 “攻击 ”张春桥和江青的言论。张春桥当时是 “四人帮”的军师,意欲篡权的阴谋家。江青,当时是披着毛主席大旗的颐指气使的 “红都女皇 ”。攻击江青和张春桥,可不是人头点地的罪孽么?如何处理这位学员,批判、斗争 ?支部书记心烦地将我叫到教研室商量。

我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文革 ”中的 “老运动员 ”。“文革 ”十年了,沉重的打击一个接着一个,什么 “白专典型 ”、“三反分子 ”、“假党员 ”的帽子一只只都戴过,“打倒反革命分子陆士清 ”的标语,像小房子那么横躺在当时复旦的南京路路面上。开始我真想过,像化学系总支副书记戚祥云和新闻系副系主任伍必熙那样,从第八宿舍的四楼跳下去。后来觉得那太傻了,不只是顾念妻女,还应当留下一双眼睛,看看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王八蛋的下场。我倔强着哩。支书找我商量,我不作声。不作声也是态度,支书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支书很有能耐,竟然把那封 “毒”信弄到了手。他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里,让我看信,并且甩给我一句话:你“看得仔细一点。我”把信连看了三遍,又背了一遍。信上说,解放军学员某某曾在写给她的信里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他说他读过贺子珍小传,贺子珍是毛主席原来的夫人 ;。红都女皇。写的是江青,她是三十年代的影星 ;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政委,可是没有人买他的账 …这位解放军学员说的是实情,何错之有,何罪之有 ?可在 “四人帮 ”专政的政治气候下,真可谓 “罪莫大焉 ”!

在回校的公共汽车上,我的心情十分忧郁。阶级斗争,斗争、斗争,自我戕残何时休 ?回到学校我没有多想,马上把那位解放军学员拉到校园的僻静处,把审查他的确证消息告诉他 (告发他的消息,他早已耳闻,只是一直未能证实 )。接着我将那封毒信的内容几乎一句不拉地背给他听。他当然震惊。我没有责难他,也没有安慰他。因为他不该受责难,而安慰并无多大用处。我只说:是福只须纳,是祸躲不过。暗示他要挺身面对风雨。他十分镇静,因为终于知道了雌猫告发的所有内容,心里有了底。他敢于以既是军人又是男子汉的勇气来面对事态。对此我十分欣赏。我和他密商了三点:一、鉴于雌猫目前仍装扮成他的 “朋友 ”,出入他萧山的家,企图从他母亲和姐姐那儿套取他的情况,他应立即赶回萧山,让母亲和姐姐断绝与她的来往,要将家里一切可能成为所谓 “罪证 ”的文字材料包括写给母亲、姐姐的信立即转移或者销毁 ;二、决不承认所谓攻击,只承认觉悟不高。以自由主义、传播小道消息的基调做检讨,信上写到了什么检讨什么,不多一言 ;三、在组织找谈话之前,主动找支部表示希望在过小组民主生活的时候,自己想谈谈近期的思想状况。这就是争取主动。

他赶回萧山去了,我则立即找党总支书记。我对总支书记说:我看过那封信了。年轻人,自以为有红色保护箱,放松自己,自由主义,传播小道消息,是错误的,应当批评教育。但是我甩了一句令书记意想不到的话:如果兴师动众,搞批判斗争,那会变成我们对工农兵专政的。在那个年代,有些事无道理可讲,以横对横也是一种道理。我相信,总支书记对我的话会掂量掂量的。

解放军学员被审查的消息在我们班级不胫而走,知情的同学,不只对他心怀同情,对这种审查还深感愤恨。一天中午,一位女同学猛地推开他宿舍的门,对他大声说:你要多吃几碗饭。说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最令我感动的是那个没有星月的夜晚,我们在长航局浦东招待所的聚会。

那时,我班上的几位同学在长航局深入生活,住在长航局的浦东招待所搞创作。那里十分僻静,是说话可防隔墙有耳的地方。他以及他在部队的女友来到那里,我和一些知情、知心的同学也不约而同地来到那里与他相聚。我们是在以行动给予鼓励,给予支持。斗争残酷的岁月里,依然有人间真情,这就是证明。同学们跟他说了许多话。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个性也各有不同。有人话多,有人话少 ;有人激昂慷慨,有人冷峻犀利。但说的都是真心话,带着血气和热流的、掷地有声的话。这些话,会使他感到温暖而倍增力量和勇气。他很感动,他的女友也很感动。她说:他“如果坐牢,我会给他送饭。人”的性格有它的两面 ———坚强与脆弱,哪怕最伟大的英雄也难以免俗,更何况一个年轻的、承受着巨大政治压力的学员呢 ?我希望这样的聚会将能益增他的坚强,减少他的脆弱,挺身迈过这道坎。也许是天人感应吧,当我们离开长航局招待所,相继踏上渡轮回浦西时,迎来的却是乌云散尽后的朗月满天。站在轮渡船头,沐浴浦江的初夏清风,我满布阴云的心头,也似乎舒坦了许多 …也许是我甩给总支书记的话起了作用,或者是专业支部书记努力的结果吧,也或 …党总支真的决定,以党小组民主生活会对这位学员进行批评教育。于是,一场 “过关 ”戏就按我们的期望进行了。在这位学员主动要求后,专业党支部召开了民主生活小组会。会是严肃的,不能不严肃。学员的检讨是诚恳的,而检讨的基调则是自己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导致放松自己,忘记了自己是解放军战士,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传播小道消息,如说 …造成了严重危害,把甚至会不自觉地帮助了敌人,应痛下决心改正。末了,这位学员说:

工“农兵学员既不会自然红,也没有红色保险箱,也要改造世界观。”支部书记对他的检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他的检讨态度恳切,敢于面对错误,对错误的性质、危害和产生的思想根源也有深刻的认识。希望大家对他作进一步的批评帮助。到会的都发了言,但态度温和,言辞中充满善意。我当然也发了言。我特欣赏他那末了的话。因为他的话从根本上颠覆了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的成分论和唯成分论的教条。

会议结束后,我不知支部书记怎么向总支汇报的,也不知道总支是如何向学校工、军宣队打报告的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解放军学员的问题是思想认识和思想修养的问题,而不是政治立场问题。一场风雨就这样较为平和地过去了,真正值得庆幸 !虽然如此,我仍然为他担心。因为此时,他们三年学业期满,面临毕业分配。哪里来,回哪里去。这是分配原则。让解放军学员回部队吗 ?当然可以。问题是他档案中必然跟着马天水批查的信,万一部队某单位一看有这么个问题而不敢接收,或接收后随便塞到一个什么单位,或立即 “发配 ”,让他复员怎么办 ?如果不幸遇上投机分子或者专门整人的 “左”王,那他不就成了他人砧上的肉了吗 ?这位解放军学员,人极聪明,思想活跃、政治上非常敏锐,想象力十分丰富,口才一流,有着指挥千军万马的组织才能。说实话,我欣赏他,也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为了使他避免可能遭遇的伤害和从爱惜人才的角度考虑,我有意将他留下。所以当他来与我商量毕业后何去何从的时候,我告诉他:在当下的形势下,脱军装留下来当老师,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我说:只要你打报告,其余的事我来办。因为我是班主任,分配上有发言权和建议权。

很幸运,他留下来了,他成了我的同事。他以自己的才能和热血贡献给创作专业。他做班主任,他创作,开头所引的诗就是他写的。他做学校行政工作,为学校贡献聪明才智。而今,在历经风雨以后,他开创了更为辉煌的人生。

我深感欣慰,当然是因为他的出色和成功。

不久前,他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谈到31年前的事时,说了许多动情的话。他最后写道:几“十年了,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会记着你,记着我们的复旦。因为我感受到,在复旦,不单有大师,还有大爱!我永远爱我们的复旦,永远爱我的老师 …”

我深感欣慰,因为我对得起 “老师 ”这个称号。在斗争十分残酷的岁月里,伤痕累累的一介平民知识分子的我,无所畏惧地尽到了一位老师应尽的职责。

也许,我应当尽快将这些忘却,但记忆有时十分顽固,我要抹也抹不去 …也总是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