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院 张薰华
我１９４０年高中毕业后，离开上海经温州到丽水，意外地在英士大学考区，考进了复旦大学茶叶专业。这是由左翼社团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几位教授，经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吴觉农教授与复旦协办的。后来该专业又发展为复旦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我在上海时曾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抗日救亡协会。进复旦后，遇到的几位老师 （吴觉农、毕相辉、罗绳武 ）也都是党的战友，心中异常快慰。
次年秋初，又逢各系新生入学。校内各地同乡会、各系同学会有３４个团体，多是进步学生领导的。他们联合组成新同学接待站，热闹非凡。部分反动学生另立的接待站，则门庭冷落，这几个人恼羞成怒，准备大打出手，但未能得逞，又给我增加了一份快慰。在３４个团体中，影响最大的是战区各地同乡会。流亡学生来到嘉陵江上的复旦，一室同窗都是烽烟家万里。“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时势培育着复旦学子。
复旦老师对学生的培育也很重要。１９４３年，我转入法学院经济系，有幸师从许多进步老师、特别是院长张志让。１９４４年，他在一次大会上，公开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也随之激昂发言。从此受到进步同学的关怀并与之交往，后来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 “中国学生导报社 ”，得到地下党员陈以文的直接领导，按照 “勤学、勤业、勤交友 ”的要求开展活动。因工作出众，后被推选为复旦１９４５届毕业同学会主席。系主任樊弘教授则力挺我留校任教师工作。留校以后，在党的领导下，筹建讲师助教会，并团结进步教授，支持学生运动，迎接解放。
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建国初期，复旦首任校长实是张志让，陈望道则是副校长。只不过当时中央是以校委会正副主任委员任命的。陈望道最大的功绩在于首译。共产党宣言 但他的政治经历，远不及张志让。后人不知内情，几乎忘了张志让。
再看旧任校长章益，解放前夕，他顺从党的劝告，不去台湾，将复旦完整地交给人民，立了大功。他是教育系教授，解放后虽被任命为校委会常委，但不久调离复旦。后来在外校受到不公正待遇。
令人痛心的是１９５７年反右与１９６６年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 ”，矛头直指知识分子。复旦是知识分子成群的地方，是培育知识分子的基地。当时的最高领导不懂得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更不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反而将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当作敌对分子横加打击。
就复旦学生而言，我的两位同届同学古锡麟 （古念良 ）与李炳泉都是老党员。古锡麟毕业后，在党中央驻渝办事处与许涤新一起工作，解放后任香港经济研究会会长。１９５７年却划为右派，含冤患癌。李炳泉曾代表党促进北平和平解放，“文革 ”中却被诬为通敌，迫害至死。
就复旦内部教师而言，当时教务长周谷城将工作放手由讲师张荫桐代理，总务长金则人则重用讲师王志超处理全校后勤工作。他们对复旦作出重大贡献，也都被诬为右派。至于 “文革 ”，教师被迫害致死者达数十人之多。
就我个人来说，对学生的做人与治学常严加要求。记得曾任教务长的严志弦教授有一句名言：宁“让学生在校时骂我，不让学生离校后骂我。在”校时师严是为了学生，使他学有成就，离校后他就理解了。但是我的个别学生却心怀不满，不仅骂我，而且在 “文革 ”时打我，至今右脸伤痕仍在。还有一名愚昧学生迫我塞吞 “忆苦饭 ”，以致大便不通，幸得蒋以山医师救治，才幸免于难。令人欣慰的是多数学生还是善良的。后来我被他们关在７号楼达一年之久，名为隔离审查，实是被保护在那里。
从反右到 “文革 ”，当然与最高领导人有关。但我后来从。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得到启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发展过程 …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就”我们中国而言，它有着几千年封建经济形态，解放后封建羁绊犹存，也就自然出现这些问题。“文革 ”结束以后，邓小平拨乱反正，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并为此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在新的经济关系中初步化解这些问题，才有当今的繁荣昌盛。但是，市场经济既有促进生产力一面，也有易生资本主义一面。复旦在培育人才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关怀人类美好的未来，则是当前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