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市场一致性
在德语中“福利国家”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贬义内涵，即暗示着一种家长式的依赖同时会破坏个人的自由和创造力，这与美国“福利”的含义不太一样。然而现代德国自１８７１年建立以来，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都积极强调社会政策或社会政治。国家干预这一社会政治和社会政策的混合物，意味着通过一系列治国策略来确保社会团结和社会安宁。在基本法里，这体现为社会福利国家这个概念，国家对于提供收入和就业安全的承诺要得以实现，要通过强调私人社团或群体（超越了雇主和工会）、家庭和个人的支持义务来实现。并不存在任何关于福利结果平等化的承诺，甚至不存在一个明确的社会安全网。正如查普夫（１９８６：１３２）指出的那样，这可能听起来像抽象的哲学演讲，但这些理念仍然体现在西德的制度和政策中，其制度和政策是由紧密建立在职业地位和收入相关贡献原则上的特定群体强制保险制度支配的。根据社会福利国家的原则，作为公民社会中的社会伙伴，雇主和工会对工资和收入决定有着唯一责任。并没有明确的政府工资或价格政策，也没有最低工资立法。
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依然是对德国社会政策意识形态的最佳概括。这一概念在２０世纪４０ 年代末期的德国由基督教民主联盟提出来，是为了将新国家的合法化区别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合法化以及强加给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合法化。这一概念还代表了对专制主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观念的一种自由资本主义反应，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观念都是对公民社会制度的不信任和破坏。在西方盟国和德意志民主主义共和国建立的鼓动下，反纳粹和反社会主义情绪有助于谴责计划、国有化和其他被看做明显的社会主义政策。（Ｓｃｈｍｉｄｔ，１９８９：６９）社会市场经济主张市场担当着领导的角色，这个角色在公民社会就是私人经济和社会创新，同时国家处于一种附属地位。在经济政策上，社会市场经济意味着将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或是新古典主义进行综合。除非社会和经济政策干预能够提高资源分配、经济效率和个人动机刺激，否则千万不要干预包括收入和财富分配在内的市场分配过程。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央银行——德国联邦银行的自主性，根据施密特（１９８９）和其他许多人的看法，这曾经是德国反通货膨胀政策相对成功的原因。由于政治干预，德国按照货币和财政的正统说法来行事进行得相对顺畅。然而，社会福利措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弥补市场失灵来对经济效率做贡献的问题被公开化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在１９４９年确立的杜塞尔多夫原则包括“工作的正常权力、作为一般社会保障基础的社会保险以及使用社会保险之外的公共基金为确定性的需要提供福利供给”（我所强调的重点，转引自Ｌｅａｍａｎ，１９８８：５３）。强调的重点则在于个人和家庭依靠自我力量支持的社会保险，同时直接的国家福利责任只是作为一种震慑性手段。社会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政策药方，它只是一种掩护，试图以模糊和模棱两可的措词来定义被政治家运用到各种环境中的国家干预的局限性。因此，它是一种不同于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是英国的自由集体主义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
德国的社会政策意识形态存在多种概念化类型。里姆林格（１９７１）指的是保守主义的“社会市场”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原则的自由结合。阿尔伯（１９８６）主张这两个概念是明显矛盾的社会政策概念，反映了由蒂特姆斯（１９７４）、考罗拜（１９８３）等人描绘的福利国家的“制度”模式和“剩余”模式之间的区别。因此，如阿尔伯所说，
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政策方面的努力通常集中在工作条件的管理、促进充分就业以及社会保障上，反之，中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政策首先追求强化家庭的自助潜力和促进增加财富的普遍能力。因此，所有政党都寻求捍卫各自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Ａｌｂｅｒ，１９８６：１０４）
阿尔伯宣布发生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和６０年代早期的有关养老金改革和医疗保险改革的两次激烈的议会政党冲突证实了其观点。然而，从那时起就出现以下情况，即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时，并没有背离或者也没有能力彻底背离社会市场这一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剩余主义的模式。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改革时期就是很好的例证，在这一改革时期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到更多的公民身上，但是并没有明显改变收入和财富分配。这些改革的成本也导致后来国家的财政危机以及随后而来的紧缩措施。正如施密特（１９７８）主张的那样，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以提高工人的灵活性、流动性和培训为目的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带来的自相矛盾且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结构性失业的增加。到了２０ 世纪７０ 年代中期正如施密特（１９７８：１９４）所说，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更倾向于将他们的希望放在解决市场问题的能力和传统流通管理政策上。在联邦政府层面上实现保守主义统治，这似乎仍然要证明社会市场模式的支配性，特别它明确是由社会民主党内的温和派拥护的。
福利支出
众所周知，德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很高。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在１９６０年德国“实质性社会开支”占到了ＧＤＰ的２０.４%，这在１９个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是最高的。到了１９８１年这一数据已经上升到了２９ .２%，排在比利时、丹麦、荷兰和瑞典之后，位列第５位。与绝大多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德国在保守主义联邦管理体制下在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实现了社会福利开支上的最快增长。在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７５年之间，虽然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是社会民主党执政，但是德国在这段时间里实质社会开支的平均年增长率落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从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１年之间，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国家财政危机时期，德国在实质社会开支上的平均年增长率是最低的，只有荷兰落在它后面。与全部国家资源（ＧＤＰ）相关联的是，当用实际收入弹性来衡量社会开支时，德国在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１年之间是所有经合组织国家中福利削减最严重的国家，在这段时间其实质社会开支的增长只有ＧＤＰ增长的６０%。包括福利国家绝大部分内容的德国社会预算占ＧＮＰ的比重从１９８１ 年到１９９０ 年逐年下降（Ｍｕｌｌｅｒ，１９８９：９８）。根据经合组织数据，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平均实际养老金价值的下降以及失业救济平均水平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