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上述态度与西欧国家要求美国承担包括西欧在内的北大西洋安全保证责任之间，可谓相去甚远。在华盛顿看来，西欧国家仅仅是其全球防御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大西洋防御安全体系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但对西欧国家来说，欧洲防御安全直接关系到其自身的政治与安全利益，直接关系到西欧的生存与发展，可谓性命攸关，在当时的条件下，要直接抛弃其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传统，以条约的形式将自己与西欧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美国还没有下最后的政治决心。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244-246页。但当时爆发不久的第一次柏林危机，却是摆在美国以及英国等西欧国家与会代表面前的不可逾越的现实安全问题。对于如何应对苏联日益迫近的政治和军事威胁，代表英国出席会议的驻美大使福兰克斯表示：苏联体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其试图控制世界的决心，莫斯科追求目标的第一步是控制北大西洋东部。他强调旧的世界已经处于其掌握之中，而新的世界则处于其威胁之下，这种威胁是针对北大西洋共同体所有成员的，苏联人可能会使用武装侵略或渗透的方式。……这种威胁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抑制这种威胁？如果谈判失败了，人们可能会更严重地评估这种威胁，它的紧迫性将取决于我们的所作所为。FRUS，
1948， Vol. 3，
p.153.作为对福兰克斯观点的响应，参会的荷兰、法国、比利时等国的驻美大使也一致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不过，洛维特的表态却很令各位西欧国家大使感到失望，他对于西欧国家的意见和处境只是表示了赞成和同情，并以外交辞令式的回答来应付各位大使提出的诸如对当前西欧面临的威胁的性质的判定以及如何实施美国坚决抵御外来威胁的措施等问题。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249页。美国上述在构筑美欧集体安全体系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以及行动迟缓的做法，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英国在应对柏林危机中的政策思维。
尽管对美国在加强美欧安全合作协商中的某些做法感到不满，但在7月19—20日的荷兰海牙“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协商委员会”会议上，贝文还是就柏林局势自信地声称：空运的日运输量已经达到了4000—5000吨，在未来3—4周英美两国不会从柏林撤离也不会让苏联人控制这座城市。他还表明，英国政府已经同意在本土为美国的B—29轰炸机提供军事基地，但他强调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在将来可能的谈判中取得有利的强势地位。对于贝文在发言中表现出对美国的信任，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警告说，目前整个欧洲正在扩散一种对美国对欧安全保证的鄙视情绪。他质疑如果爆发对苏战争，美国将准备为欧洲做些什么？如果举行对苏谈判，美国人又准备谈些什么？当贝文质问法国是否准备在任何条件下都想不惜一切代价与苏联人妥协时，皮杜尔反驳说，法国只是不希望西欧处于一种除了选择战争或认输之外别无他法的无望境地。在与会代表中，只有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帕克（PaulHenri
Spaak）表示了对贝文的支持，皮杜尔依然坚持对美国欧洲政策的批评，尤其指责美国人已经放弃了对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支持，华盛顿之前所声称的对西欧国家的义务完全是“空头支票”，他认为目前西欧任何过于强硬的举动，都是在冒单独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风险。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p.584.
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对美国欧洲政策的担忧甚至是怀疑，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贝文。结合华盛顿在北大西洋安全合作协商中的自私表现，以及“美军B—29轰炸机的进驻，直接将英国推到了西方防御和对抗苏联的战斗前沿”Avi
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
p.237.的客观现实，贝文越来越觉得华盛顿的决策者很少理解和平解决柏林危机对欧洲国家的重要性，他甚至和与会的其他外长一样担心，使用武装护送供给柏林以挑战苏联封锁措施将产生的严重后果。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p.586.此外，几乎在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协商委员会会议进行的同时，法国的国内政局突变，前政府的倒台和继任政府的难产，使法国政坛出现了近两个月的权力真空，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p.584.直接影响了西欧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同时，西德当地政治势力之间的分歧使得筹建西德政府的工作进展缓慢。以上这一切都将西欧在东西方对抗中的弱点暴露无遗。
尽管当时英国内阁中也有人认为，采取通过派遣包括坦克在内的武装力量，从地面进入柏林不会有爆发战争的风险。Avi Shlai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
p.237.但贝文却不敢苟同，他感到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肩负着维护西欧利益的责任，如果必要的话，为了这种责任和利益甚至需要对美国所奉行的有损西欧国家利益的政策说“不”。贝文强调：“英国不能想象在对苏战争中单独行动，如果对苏战争不可避免，那这主要应当是美国的任务，英国的作用和角色只不过是辅助性的，美国要像在欧洲复兴计划中所做的那样给柏林以援助。”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p.581.在此思维影响下，贝文在与美方商议解决柏林问题的过程中显得更加谨慎，更加从英国以及西欧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他担心美国对苏交涉方式不当会刺激苏联人，抹杀和平解决危机的希望。
为了争取英国认可对苏外交行动，马歇尔在7月20日致电驻英使馆，具体说明了美国政府的外交计划。他表示华盛顿仍然坚持和斯大林进行直接对话，并再次澄清为了不耽搁行动步骤的连续性，一旦对话无果就将争端提交联合国。马歇尔还表示，华盛顿正考虑在德国之外的地方对苏联进行报复和制裁，如果联合国的努力也没能解除封锁，那么为了坚守西柏林就必须执行武装护送。FRUS，
1948， Vol.2，
pp.974-975.但当天刚从海牙回国的贝文反对向直接与斯大林交涉。他认为过早地将争端的责任提升到了国家领导人层面是一种轻视苏联外交部的表现，忽视和慢待该机构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会对危机的解决产生不利影响。FRUS，
1948， Vol.2， p.975， note 1.次日下午，贝文通过驻美大使福兰克斯向国务院转交了紧急公函，表达了自己的上述意见。FRUS， 1948，
Vol.2， p.975.
马歇尔等国务院官员并不认同贝文的异议。他们依然坚信一个强硬的书面照会不可避免地要对苏联顽固不化的立场进行反驳，有可能激怒莫斯科；而一个怀柔或绥靖的书面照会，等于在向对方传递自身立场软化的信号。FRUS，
1948， Vol.2，
pp.974-975.除了顾及这两点不利因素外，马歇尔等人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第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完全需要直接与斯大林对话；第二，直接对话会使对方最快作出回答，使美英法三国政府能够更快地评估形势，而对书面照会的答复则需要一段时间，会耽误西方对局势的认识和判断。FRUS，
1948， Vol.2，
pp.975-976.贝文则表示，“如果美方坚持，我仔细考虑”，但仍保留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目前斯大林在欧洲的影响力，明显由于南斯拉夫的独立倾向、西方对苏贸易限制等因素而减退了很多，而美国的交涉方式反倒会重新树立其在欧洲的影响力和威信。对于道格拉斯坚称“斯大林是苏联内部唯一有最终决定权的人”的说法，贝文强调对苏抗议不是要针对某个人，向斯大林或莫洛托夫提出口头抗议都不是好办法。贝文请美国政府考虑欧洲的地位，他指出：“那些在华盛顿的人似乎对此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对斯大林毕恭毕敬，为什么要帮助他加强欧洲的亲苏势力？……我们正处于（东西方对抗）前沿地带，法国政局的恶化也使我们不得不承担自己对西欧安全的重担。”BDFA，
Part Ⅳ， Series F， 1948，
pp.171-173.其实，美英两国之间的争执并不是根本的立场分歧所致，而仅仅是在实现共同目标的具体方式上存在着不同意见，但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反映的是两国在处理柏林问题上的利益观和战略出发点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