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影响高层决策的重要因素，美国国内的舆论导向与政府的对策立场是基本契合的。绝大多数报刊和媒体一致认为，美国不能因受到胁迫而撤出柏林；但媒体内部也存在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即政府应该利用任何一个可能的谈判方式解决问题，不过前提是这样做不会违背美国的原则立场和国家利益。尽管也有少部分有影响的报纸，不认为美国在柏林的地位是值得通过冒战争的风险来维护，并暗指如果替代谈判的方法是使用武力的话就应该撤出柏林，但数量更为庞大的舆论观点是：在柏林问题上向苏联投降会导致将来在其他地方出现类似的侵略行为。和几个星期前的形势相比，大多数新闻媒体支持召开一次讨论整个德国问题的美、英、法、苏四国政府层面的会谈以解除柏林封锁，但同时也大量存在着类似于“这样的会谈是否会达成协议”的怀疑。大多数媒体评论强调四国会谈不可能成功，除非苏联准备修改之前的要求，例如在鲁尔控制问题上有发言权，在德国成立一个成为苏联卫星国的中央政府等。此外，虽然在过去的几周内舆论很少讨论到西方在联合国可能采取的行动，但从7月下旬开始，媒体评论已经逐渐在暗示，如果大国之间面对面的谈判无法打开危机的死结，那么提交联合国将是得到大多数国内民众支持的一种选择。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p.105-107.
当然，西柏林人的反应也是影响华盛顿决策的一大因素。美国在危机爆发后采取的坚守政策，得到了绝大多数西柏林人的支持，他们在回答受访提问“你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西方驻留柏林的政策是否正确？”时，有98%的人认为西方的做法正确，而反对者和中立者均仅占1%。美国的空运行动也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在回答受访提问“你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空运能否满足城市的食物供给？”时，肯定者占84%，否定者和中立者则只为15%和1%。W.
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
pp.142-143.美国的柏林政策也增强了西柏林人对继续获得西方帮助和支持的信心。在7月底，大多数西柏林人形成坚决抵制苏联压力的观念，比封锁全面出现前反对苏联的人数有了大幅增长。根据相关民意调查，在1947年10月和1948年5月，支持美国驻留柏林和要求其离开的比率分别为74%、73%和25%、12%，但到1948年7月份该比率则变化为89%和8%，越来越多的西柏林人希望美军继续驻扎柏林。W.
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
pp.143-144.空运表明了美国的坚定信心，正如一位受访西柏林人所指出的：“我感到人们的心情在空运开始后有了巨大的变化，几乎每个人都感到美国人没有抛弃我们而是积极地帮助我们，在我看来这对坚定与苏联人斗争的信念以及不向他们屈服的决心是非常重要。”W.
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
p.139.上述情况的出现，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和鼓励着美国方面沿着既定的对策思路继续走下去。
再者，继影响了杜鲁门对危机的初步反应后，1948年总统大选的因素又在政府危机对策的确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前所述，杜鲁门最初的强硬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竞选对手和党争压力的影响，那么这种压力是否会继续制约政府进一步的对策选择呢？其实，柏林危机同样抛给了杜鲁门连任总统的最大竞争对手托马斯·杜威一个艰难的选择。从纯粹的党派政治角度看，苏联的封锁行动为共和党攻击杜鲁门政府从1945年以来在进出柏林权利问题上的对苏交涉失败提供了方便之门，这一点正如《纽约时报》7月8日的评论那样：杜鲁门很容易因为自己在波茨坦会议上的外交失误直接导致柏林封锁的出现，并在竞选中授人以柄、付出代价。New
York Times， July 8，
1948.但从更为宽泛的国家政治角度看，这样的党派政治攻击无形中会扩大国际危机的影响面，加深政府应对危机的决策难度，反而会使作为对手的苏联获益，这无疑是在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New
York Times， July 23，
1948.此外，在当时的冷战大背景下，过分对现政府外交政策的攻击更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导致民众不将选票投给为博得党派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而不惜危及国家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损害国家利益的总统候选人。
正是基于对以上问题的利弊权衡，共和党内的诸多有识之士并没有坚决站到杜鲁门政府的对立面。党内的重量级人物、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就致力于采取“超党派”的立场对待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共和党籍副国务卿洛维特也同样努力消除可能因总统选举、党派政治对立而对柏林问题的解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例如在7月6日发出首次对苏照会前，洛维特曾5次前往范登堡的办公室与其商议文本内容。此外，为了便于在杜威当选总统后能够在对外政策上获得民主党的支持，范登堡同样竭力要求杜勒斯劝说杜威不要在对外政策上攻击杜鲁门政府。在范登堡、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等人的一再劝说下，杜威最终放弃了在竞选中利用柏林危机大做文章的想法，既表示支持白宫坚定留在柏林的政策选择，也表示相信政府“不会忽视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New
York Times， July 24，
1948.他在7月24日公开声明，虽然民主党政府曾经在伦敦、雅尔塔和波茨坦犯过外交上的错误，但目前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关键，要求国内各派政治势力不能因过去的政府失误、推诿责任而导致内讧，相反应该合作克服当下共同面临的困难，并强调不应该让因总统竞选而出现的国内党派倾轧破坏原本来之不易的国内团结。New
York Times， July 25， 1948.杜威的上述思维一直延续到11月的大选，即便是在对苏和谈陷入僵局时，他也没有借此大肆攻击杜鲁门政府的危机决策。
此外，杜鲁门政府在确立危机对策的过程中还顶住了来自国会的压力，这主要表现在后者要求用经济手段来回应苏联的封锁行为。其实，早在年初的“捷克二月事件”后，国会内部就出现了利用经济手段和贸易工具打压苏联在东欧政治攻势的要求。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议员哈罗德·斯瑞森（Harold
Strassen）在3月18日致国会的信函中明确强调：必须停止所有输往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机械、电子设备和科技产品等有助于增强共产主义国家军事实力的物资，同时也应该要求西欧各国也必须采取相同的做法，直到苏联的扩张性政策有所收敛，并开始向着有利于欧洲和平的方向转变。Philip
J. Funigiello， American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p.37.在同年夏天面对苏联封锁柏林的行动时，国会中的保守派势力更是提出了应当将非战略性物资和战略性物资一并对苏联及其卫星国实施禁运的要求。但杜鲁门感到这种做法并不可取，实际上意味着同苏联断绝一切贸易往来。他不但认为美国依然需要来自苏联的原材料，更担心莫斯科由此而对西欧国家采取的经济报复措施将直接导致欧洲复兴计划的失败。总统的担忧得到了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的积极响应，他强调美国正面临着一个决策困境，对苏联发动经济战对于一个正在复兴的欧洲经济来说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切断输往苏联的所有物资运输线路势必将导致对方的产品也不再进入欧洲。Philip
J. Funigiello， American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p.39.因此，杜鲁门坚决抵制了国会提出的以对苏经济贸易采取封锁作为应对柏林危机手段的要求。
在7月中下旬美国政府确立危机基本对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不论是在整体外交政策还是在具体的行动措施的抉择中，军方都积极介入且提出的绝大多数意见都得到了采纳；其二，军方士人提出的要求或建议，大多数与自身的军人身份不太配套，他们大多心存厌战之意，竭力排除与使用武力密切相关的应策方案。军方这种试图主动避免战争的意向，主要是来源于他们对“避免战争可能性”的认识。在危机全面爆发后，美国军方的报告依然认为：没有迹象表明苏联准备发动战争，他们在近期内没有准备打仗和向西方发动突然进攻；因为从实际情况看，苏联没有远程战略空军、没有原子弹、缺少空中防御、其海军也不具备进攻性，苏联要成为现代化的军事强国需要经过几年甚至10—20年的努力。刘金质：《冷战史》（上册），第47页。正是在军方的配合下，以走外交路线为主的化解危机政策路线成为美国政府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主导思想。
五、争取英国支持的外交努力
在华盛顿确立危机基本对策后，为了尽早获得英国的支持，美国对英政策协调工作再次展开。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7月20日备忘录的建议，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敦请马歇尔与英法两国政府商议，三国通过武装护送供给柏林的初步计划。但他强调，根据其中所包含引发对苏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当前参联会并不主张立即采取这样的措施，只是希望做到有备无患。FRUS，
1948， Vol.2，
pp.994-995.在遭到马歇尔以“此举与英法两国外交体制不符”为由拒绝后，福雷斯特尔转而提议由美英两国参谋指挥机构直接进行协商。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英国参谋部门以“武装护送不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行不通，且无利可图”为由断然回绝，在该问题上的美英合作不得已搁浅，美军欧洲指挥部只得就此单方面制订计划。
除军事领域外，美国的对英政策协调主要体现在外交方面。包括杜鲁门在内的第16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与会成员一致认为，有必要通过直接与斯大林交涉的方式，看能否达成协议解除封锁。对此，马歇尔在7月22日国安会行将结束时曾指出：“要十分严肃地确定我们的对策得到了英法等国的坚定支持，不要让他们产生一种华盛顿的做法使其陷入窘境的感觉，我们的行动必须通过他们可能的反应得以规范。”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89.不过，尽管在行动的必要性上美英之间并无异议，但在具体的行动方式上却出现了分歧：贝文建议再次向苏联外交部发出书面照会，而华盛顿则认为最好先向斯大林作口头陈述，在无效的情况下再发出书面照会，如还无效就提交联合国讨论。洛维特感到，贝文的要求“让人嗅到了‘绥靖政策’的味道，现在任何懦弱的表现都将是致命的”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 p.89.。那么，美国政府又当如何消除这些“异味”呢？
这些“异味”的来源很大程度上与同时正在构建中的北大西洋安全防御体系密切相关。冷战爆发后，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布局中，欧洲的地位突出，华盛顿在积极鼓励和支持英国等西欧国家组建“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同时，从1948年初开始直接介入筹划建立北大西洋防御体系的各项工作。包括英法在内的西欧五国于3月份成立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后，又在美国的倡导下就有关北美安全防务与西欧安全防务联合的问题迅速展开讨论。《五角大楼文件》和《范登堡决议案》的出台以及“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爆发都加速了美国与西欧的军事联合和安全合作的步伐。从7月6日开始，美国、加拿大与英法等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成员国，在华盛顿召开大使级会议，就缔结北大西洋安全防御体系展开正式谈判。但从一开始，美国就坚持认为该体系的建立和运作，必须“绝对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需要为中心”，代表团团长、副国务卿洛维特表示：美国政府并不希望对欧洲安全做出单方面保证，不准备单方面对西欧军事租借做出安排……国务院不会同意将来的安全防御协议，使美国作出在某种环境中自动卷入战争的任何承诺，因为根据美国宪法制度，只有国会才能决定美国能否参战。Nicholas
Henderson， The Birth of NATO，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2， pp.36-38.
或参见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245—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