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传叙述司马迁其人其事及其撰述。司马迁，字子长，司马谈之子，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早年师从孔安国、董仲舒，游历各地，了解风俗，博采传闻。初任郎中，出使西南。元封三年担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天汉年问，因替李陵辩解，遭受腐刑。不久担任中书令，发愤著述，完成《太史公书》后称《史记》。这是一部不朽的史学著作。
【原文】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适晋。晋中军随会奔魏，而司马氏入少梁。
【译文】
早在颛顼统治时期，令南正重掌管天文，令火正黎掌管地理。唐尧、虞舜统治时期，仍然命重和黎的后代管理天文和地理，直到夏朝和商朝，还是重氏和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西周时，封为程伯的休甫是他们的后代。周宣王当政的时候，他们丢失了主管天文地理的官职，被司马氏替代。司马氏代代主管周朝的历史。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际，司马氏到了晋国。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到魏国，司马氏也随后来到了少梁。
【原文】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蕲，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阳。蕲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蕲孙昌，为秦王铁官。昌生毋怿，毋怿为汉市长。毋怿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译文】
自从司马氏家族到晋国后，他们就分离开了，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后来有人傲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由于传授有关击剑的方法而声名显赫，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司马错，曾与张仪争论伐蜀的事，最终秦惠王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带兵伐蜀，最终取得胜利并被任命为蜀郡守。他的孙子司马蕲是武安君白起的部下。这时少梁改名为夏阳。司马蕲与武安君白起在长平活埋掉赵国的军队，回到秦国后，他与白起反被秦王赐死于杜邮，安葬在华池。司马蕲的孙子司马昌，在秦国任铁官。司马昌生司马毋怿，司马毋怿当过汉朝的市长。司马毋怿生司马喜，司马喜曾为五大夫，他们死后，都安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曾任太史公。
【原文】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日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榨、昆明，还报命。
【译文】
太史公掌管天文工作，不管政事。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迂。司马迁生在龙门，在山南麓过着农耕生活。十岁时已能读古文著作。他二十岁南游江淮，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到九疑山，考察舜的遗迹，泛舟沅、湘水间。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之都探讨学业，观察孔子教化的遗风，还在邹峄学习乡射礼节；在游历蕃、薛、彭城等地的时候，一度遭受困厄，经过梁、楚之地后回到长安。于是司马迁做了郎中，奉朝廷之命西征巴蜀以南的地区，平定了邛、筰、昆明之后，回到长安复命。
【原文】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雒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壹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镄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
【译文】
这一年，天子首倡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心中愤懑，将要死去。他的儿子司马迁刚好在这时出使回来，在黄河与洛水之间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抓着儿子的手含着泪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先祖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一统千年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能随行，这是我的命啊！我的命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著啊。孝，是从侍奉父母亲开始的，中间经历效忠君主，最后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显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颂周公，是因为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公、召公的遗风，使人明白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让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幽王、厉王之后，王道衰落，礼乐败坏，孔子研究、收集旧有的文献典籍，重振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人们仍以此为准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中间因为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能给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心中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迂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明，但一定把父亲编纂史书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太史公死后三年，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他阅览和摘录了石室金柜收藏的图书档案，又过了五年，正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初一凌晨冬至，开始改用太初历，新的历法在明堂上公布，诸神受到祭祀。
【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日‘差以豪厘，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译文】
太史公说：“父亲曾说过：‘在周公死后五百年出现了孔子，从孔子到现在又过去五百年了，是继承并光大孔子的事业的时候了，修正《易传》，续作《春秋》，根据《诗》、《书》、《礼》、《乐》衡量一切。’大意就在于此吧！大意就在于此吧！我怎么能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道：“当初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答道：“我听董仲舒说：‘周朝的王道衰落了，孔子作为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但是诸侯诬陷他，大夫阻挠他。孔子明白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王道不能推行，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涵于《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以此为天下的准则。书中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只不过是为了实行王道罢了。’孔子说：‘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的历史事件，这样更为深切明显。’《春秋》一书，上能说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伦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裁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丑恶，尊重贤能者，轻视不肖之徒，保存灭亡国家的史迹，续接已断绝了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中的要点。《易》专讲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变化；《礼》是规范人际关系的，所以长于行事；《书》是记载先王事迹的，所以精于政事；《诗》是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所以长于风土人情；《乐》是论述音乐经典的，所以长于和谐；《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人。由此可见，《礼》用来节制人欲，《乐》用以发扬和气，《书》用以指导政事，《诗》用以表达思想感情，《易》用以说明事物的变化，《春秋》用以指导人们遵循道义。治理乱世，使其走向繁荣，没有比《春秋》更合适的了。《春秋》文字数万，旨意数千，万物的离散聚合都集中在《春秋》里面。在《春秋》中，记载着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个亡国事件，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其国的，不计其数。究其所以如此，都是由于丢掉了礼义这个根本。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臣弑君、子弑父，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渐渐发展而来的’。当国君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朝上有进谗言的则看不见，后面有奸贼作乱也不知道。做臣子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就不知道日常事务怎么处理才适当，遭到突变就不能灵活去应对。做人君、人父的，不能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被蒙上罪大恶极的罪名。做人臣、人子的，不通晓《春秋》大义，一定会陷于篡弑的罪名而被杀头。实际上他们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却因为不知其道义所在，反而被加上了空洞的罪名也无法推卸。不通晓礼义的宗旨，就会落成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地步。君主不像君主，就会受到臣下的冒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没有人伦之道，儿子不像儿子就是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他们也只能接受没法推辞。因此说，《春秋》一书是礼义的根本。礼义的作用是杜绝坏事的发生，法律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之后进行惩罚；法律起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义所起的防微杜渐的作用却不易被人了解。”
【原文】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成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虑戏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於纍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