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上承这整个传统，对于隐逸问题的处理，基本上顺着孔子的讲法：君子时中，时治则仕，时否则隐。但在这种思考态度中，有两方面的因素，使得汉代逐渐偏向庄子式的观点。
一是汉代神仙家的思想甚为流行，开国大功臣张良，在功成之际身退隐居，从赤松子游，是隐居跟求仙相结合的最佳典范。这个典范正呼应了庄子对藐姑射山神人的描述。超越人世的隐者，与超越于人间之上的神仙，在意义上本来就是等同的，现在，在行动上也合一了，自然会带给后人许多启示。神仙之说广为盛行，更扩大了这种趋势。慕神仙、习长生者，皆脱屐轩冕，入山唯恐不深，世俗社会，与他们不发生关系。故其价值抉择并不是仕与隐的冲突，而是“在世等死”与“超世不朽”之间的抉择。
这就由庄子再进一步，形成了对于生命虚幻的批判。庄子固然也说神仙，但其隐者并不是真去求仙的人；庄子也认为人有生必有死，所以他不说要长生不死，只希望人能把生死看成是像白天黑夜一样的自然现象，不必好生而恶死。汉代所发展出来的新观点，却是因为感念生命易尽、人生苦短，所以认为一切营为造作都无意义，彻底否认了现世礼法制度与社会的价值，而主张唯有超越死亡才是人应努力的目标。相传有名叫丁令威的人，去辽东学仙，学成之后化鹤归来，发现故乡已庐墓丘墟，亲朋都死光了，遂停在华表上唱歌道：“丁令威，丁令威，化鹤千年今始归。城郭犹是人民非，何不学仙冡累累？”所谓“何不学仙冡累累”，这就是这类求仙型隐者的看法。俗世繁华，如过眼之烟云，人生仕禄，忽若尘土，急什么，求什么？不如学仙去罢！
从儒家角度说，这种态度有极明显的盲点：假若在世上的生活并无意义，那么千方百计以求长生不死、驻形在世又有什么意义呢？可是求仙者不会理会这样的诘难，他们认为活着本身就是价值，生就是意义。天地之大德曰生，保生、爱生、惜生、尊生、贵生，就体现了人的价值，可与天地合其德。而且，纵使后人不认同他们求仙的行径，他们所开创的隐仙合一类型，以及俗世繁华虚幻不实的观点，也是后世隐逸人士十分受用的资源。
第二个导致汉代思想偏向庄子的因素，是儒家的文质论。
前文说过，儒家本来是讲文质须相调配的，文不应胜质、质也不要胜文，文质彬彬才能称为君子。但这个讲法，到了汉代，被扩充用来讨论时代与历史的文化问题。据董仲舒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篇》 说：“王者制以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曰三等也。”意谓文化有两种类型：一种像商朝那样，“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一种像夏朝那样，“其道进阴尊尊而多义节”。所以商代表质，夏代表礼义节文。一位王者，要治理国家、导引其文化发展，即须考量究竟要让其文化表现为质抑或文。怎么考量呢？他们的建议有二：
一是原则地说，所谓“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春秋繁露·玉杯篇》）。因为礼本来就是后起的，依人情而为之节文，故人情质朴者，在理论上必先于绘饰修治之礼文。孔子和子贡对话时谈到“绘事后素”、“礼后乎”，就是这个意思。孔子又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也表明了情感的质素比礼仪形式更根本更重要。此即所谓“序道先质而后文”。
二是历史地说，每个时代各有其不同之文化表现，因此，基于文质彬彬、相互调节的原则，假若前面一个时代的文化表现较偏于文，现在这个时代就必须加强质的部分，才能平衡过来，反之亦然。这就叫做质文相救，或质文代变。《公羊传》 桓公十一年何休注“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就是此意。谓周的文化表现太偏于文，所谓“郁郁乎文哉”，所以继周而王天下者，其文化便应效法殷商之质朴以纠正之。
依儒家的这种理论，文质彬彬既是人格修养的原理、人格美的标准，也是社会生活的法则，更有史的意涵。质文代变、损益相救，即是各代文化政策的原理。顺着这个思路，乃逐渐形成一套主质论的文化批评，认为文化应该先质后文，而且周文疲弊之后，亦当救之以文，所以整个社会风气太过浮华奢靡是不对的，应该返归朴质、尚俭、主质、复古。
这种社会风俗批评及文化观，把文化看成是一系列的对比：“一/多”、“朴/华”、“俭/侈”、“本/末”、“质/文”、“简单/繁复”、“古/今”、“真/伪”、“自然/人文”，等等，选择、推崇前者而批判后者。因此，它便越来越在文化取向上接近于老庄所提倡的人生态度，尚俭、贵朴、简一、清静、追求自然之真，而反抗人文之伪饰。
汉代经学儒学极为发达，庄子学极不盛行，但儒学发达的结果，却直接带领出一个老庄生活观成为社会重要价值归属的时代：魏晋，实在是思想史上最曲折、也最具兴味的一段历程。综合了山水清音、老庄玄谈，以及追求自然简朴的生活之美的社会，渐次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