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与色，是人类最主要的两种需求和欲望，人生的快乐，主要和这两种欲望之满足有关。这是中国人基本的看法。这种看法，在中国人的世界中视为理所当然，但与其他文化相较，却显得颇为特殊。
因为在基督教文化和佛教文化中，都较重视性欲之问题，而较少谈论食欲的问题，故相较之下，中国人最“好吃”。而好吃，刚好也显示了另一个特点：基督教文化及佛教文化对于食欲较为漠视，对性欲的重视则是一种反向的重视。亦即因为重视它对人的影响，所以视之为罪恶，认为人只有摆脱性欲对人的宰制，不受魔鬼的引诱，才能入神圣或觉悟的领域。中国人对于性欲，亦如其好吃一样，重视，却非反向的重视，而是真正之好色。认为这是人之大欲，不但不是罪恶，而且是人生应该满足的需求。
故纵使是孔孟，也未尝叫人不能好色。孔子曾多次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又见 《卫灵公》），其弟子子夏也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都是希望能推广好色之心。认为人都是好色的，但若也能以好色之心好贤好德，那可就太美妙了。
孔门的许多学问，都是从这个基点上体会出来的，例如子夏即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这不正是 《卫风·硕人》 形容庄姜之美的话吗？孔子说这是“绘事后素”的道理，子夏马上有所体会，问：“礼后乎？”孔子极为高兴，觉得子夏对他也有所启发，故曰：“启余者商也，始可与言诗也。”（《八佾》）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孔门论学不但不以美色为嫌为讳，甚且往往由此开悟，得所启发。
此所以孔子谓：“关雎乐而不淫。”（《八佾》）《关雎》 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君子终得淑女，性欲得到满足，所以是乐的。此人生之大乐，孔子也甚为嘉许，编 《诗经》 时以此为首，犹如系 《易》 而以乾坤为首，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孔子对他所欣赏的人，往往设法替他找老婆，《公冶长》 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似乎他是见于记载较早的媒人公，热心于撮合姻缘。这当然也与他认为男女正常欲求必须满足有关。儒家于生命礼俗中，比基督教与佛教更重视婚礼，殆亦肇自此一传统。
孔子之态度如此，故他虽然是圣人，他的弟子们也并不认为他不好色。子见南子，子路不悦，逼得孔子不得不发誓说若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老天爷会厌弃我（见 《雍也》）。这就像孔子是好吃的，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乡党》）。他只能在某一特殊时刻或机遇中，因另外一种美的感受太强烈而暂时忘却吃的快感，例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当然是位老饕才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居然有一种美感可以与吃肉的美感相比拟，而且暂时让他忘却了饮食大欲与其大快乐，才会令他感到震惊——所以他赞叹道：“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但，那也仅只是三个月，好德如好色者，可以三月不违仁；好吃者也只可以三月不知肉味。圣人固然是圣人，然而毕竟同时也仍是好吃者、仍是好色者。
关于戒色，孔子只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季氏》）戒，非戒烟戒酒那样禁断之戒，而是如孔颖达 《疏》 所谓的“戒慎”。要慎处之，不可纵欲，与“乐而不淫”是相同的意思。
孔子之后，孟子对好色的见解亦复相似。《梁惠王下》 载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这也是想推扩人皆有好色之心以达王政，并不以好色为道德或人格性情上的缺点。
换言之，好色是对的，人都会好色，也应好色，并非“疾”。但是，一，孟子主张王者应让天下人都能满足其性欲，使天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以此为施政良否之判准，实为我国儒者论政之一大特色。《礼记·礼运》 说大同之世“男有分、女有归”，即是此义，在世界政治学理论中可谓独树一帜。二，推此义，孟子亦主张“好德和好色”。人好色是必然的，但希望也能像好色一样好德，特别是孝。《万章上》 说舜“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为什么，因为舜还有孝的渴望未满足，所以孟子称赞他：“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余于大舜见之矣。”这是希望世人能如好色一般去孝敬父母，不要光只懂得慕少艾、慕妻子。三，饮食男女之欲，人皆有之，但如何能达到“乐而不淫”的结果呢？这当然要戒慎，要节之以礼。然而礼与食色之关系是很复杂的，《孟子》 书中曾反复谈到这个问题：
△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滕文公下》）
△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慰父母，是以不告也。”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万章上》）
△任人有问屋庐子曰：“礼与食孰重？”曰：“礼重。”“色与礼孰重？”曰：“礼重。”曰：“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对。明日之邹，以告孟子。孟子曰：“于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啻食重？取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比之，奚啻色重？”往应之曰：“紾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紾则不得食，将紾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将搂之乎？”（《告子下》）
以上三段刚好可以彼此说明。第一段说男女大欲，人皆有之，但不宜违礼。第二段则举舜为例，说若依礼便结不成婚，故为了满足男女之大伦，可以违礼。这便与上面所说矛盾了。第三段乃言明礼欲之间应看情况，“临事量宜，称其轻重”（孙奭疏），有时可以违礼从欲，有时则不能只为了想满足食色便违礼。可见孟子在此也并不完全从礼的角度考虑问题，故显得颇为通达，不至于形成“以礼杀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