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与服装有缘。纵然《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哭着喊着发誓要“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自呱呱坠地直至日落西山，与男人最持久地肌肤相亲的，并非爱情，而是如影随形的楚楚衣冠。不管是布衣草履、清风满袖，还是锦帽貂裘、长袍马褂，都构成男人生命中不言自明的身份证。女性世界是云想衣裳花想容，男性王国则流通人靠衣装马靠鞍，难怪快快病夫也要拉大旗做虎皮呢！图的是威风凛凛的效果。
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金戈铁马，随大江东去，使我最初认识到服饰为男人增添的魅力：“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大乔与小乔，这绝代双娇的仪容风范，已在岁月洪流中折戟沉沙，我们无法打捞。但风流倜傥的周郎，却头戴青丝巾、手摇鹅毛扇，在风起云涌的制高点，在历史的橱窗里展览千年。
羽扇纶巾，本为三国六朝时期儒将常有的装扮，但用在周瑜身上，则成画龙点睛之笔，至少在我心目中，它已是这位少年英雄风度翩翩的专利。那头顶的七彩祥云，掌上的春风得意，是别人无法模仿的，我游览赤壁的时候，眼前总是挥掸不开周郎的影子，甚至希望我的阿迪达斯名牌旅游鞋的立足之地，正是他当年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点将台。
周瑜自然是文武双全的古代美男子，羽扇与纶巾这两件最平凡的饰物，已比千言万语更能传神。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我也爱屋及乌。
《三国志·蜀志》描述诸葛亮与司马懿交战，同样是“葛巾毛扇，指麾三军”。诸葛亮的羽毛扇，同样千秋传诵，但更多渲染出足智多谋、胸藏城府的成熟之美与大儒风范。小小的一柄扇子，掌握在不同人手中，简直能表现千差万别的人生。
譬如济公，在人们想象中的肖像永远是衣衫褴褛，头戴脱丝的卷边毡帽，手摇干裂的破蒲扇——他摇扇的动作似乎不是借风纳凉，而是给自己癫狂状态的载歌载舞打拍子。他是个人主义的音乐指挥，吆喝着浮生若梦、半醉半醒的乱世催眠曲。那柄心定自然凉、心远天地宽的乐天破蒲扇，确是其洒脱不羁、放浪形骸性格的最佳装饰品。阿Q倒是不摇扇子，但阿Q戴着一顶瓦片状破毡帽，和绍兴特产黄酒与茴香豆一种味道，你一眼就能认出他是鲁镇的阿Q。鲁迅怎么舍得揭掉阿Q的破毡帽，暴露其头顶象征国民劣根性的那块油光闪亮的疤呢？
本世纪初叶的知识分子（包括鲁迅先生），肯定不扎三国时期儒士的纶巾了。他们身穿一袭蓝道林土布的长袍，脖子上绕一条白色羊毛或棉织围巾，一截垂在前胸，另一截通过左肩松松地搭向背后，双手怕冷似地插在袖管里。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确实是对那个萧瑟清冷的时代文人们的写照。目送他们憔悴单薄的背影、迟缓沉重的步伐，我简直能辨认出谁是《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谁是《伤逝》中的涓生……横搭在文人肩头的白围巾，一端悬吊着孤独，一端书写着寂寞。多长时间以后，彷徨才变为呐喊？
以羽扇纶巾为导火索，我联想到中国男人的服饰。信马由缰地罗列了一堆，仅仅在表明：男人服饰的演变，也能管窥出时代的影子。清朝八旗子弟，头戴瓜皮帽，身穿绫罗绸缎的马褂，提笼遛鸟，玩物丧志。和辛亥革命一起出现的中山装，使一个旧时代改换门庭。和中山装一样以伟人名字命名的，还有五六十年代的列宁装。红色海洋中曾有覆盖全国的黄军装、红袖章。后来又出现了舶来品，西装革履，黑领结花领带或牛仔服什么的。当然，最初留长发穿喇叭裤是要受批评的。不管怎么说，就像有时候一夜之间，全中国的女人都换上高跟鞋一样微妙，中国男人的服饰世界，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这毕竟是件幸福的事情：这个古老国度里男人的服装，终于脱离了制服的概念，而开始追求流行并趋向多元化……
在历史眼中，人生是舞台，演员是过客，而服饰有时甚至是命运的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