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或者说我们那一大批孩子的童年，恰恰伴随着这个国家最贫困的年代，所以我们童年的欢乐，在今天看来也是极其平淡、极其有限的欢乐。但当时并没觉得缺乏雨水、缺乏充足的光照，我们满世界晃悠，睁着玻璃弹珠般的眼睛，伸出脏兮兮的小手，甚至以嘴角悬挂涎水的幼稚的姿态，贪婪地寻找着、索取着、占有着贫穷的生活中哪怕一点小小的刺激。作为一种善意的补充，就让我在富裕的时光里尽情回忆一番童年吧，童年的滋味——首先从童年的零食开始。
那时候最盼望的是过年。过年意味着收获：新棉袄的衣兜会揣上一只废弃挂历折叠的纸钱包，钱包里塞满挺刮的崭新角票和锃亮的硬币。压岁钱使我们一夜之间成为小小的富翁。我偷偷和既是街坊又是小学一年级同窗的汤与张，相约着步行四站路（节省车票钱），去三山街吃刘长兴小笼包子。这家老字号做的小笼汤包，皮薄得近乎透明，用筷子夹在空中，能获得肉汁在里面晃荡的摇摇欲坠的手感。内行的吃法是浅浅地咬一豁口，然后猛地啜吸，把滚热鲜美的汤汁一饮而尽，那可真是气贯长虹、沁人肺腑。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慢慢对付搁在醋碟里的皮和肉馅。它们软塌塌地蹲着，像刚刚失去了灵魂似的。一屉共12只，3个小伙伴凑钱点一屉，意犹未尽，互相用眼神商量一番，还是放弃了再来一屉的打算。那年头肉太贵，尝尝鲜、解解馋，适可而止。于是埋头把碟子里沽上肉汁的镇江米醋也喝了，咂咂嘴依依不舍地从包子铺里鱼贯而出。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身影在我眼前飘动。如果我今天遇见这样3个小男孩，愿意请他们吃到厌倦为止，以安慰满足他们当时完全靠意志克制下去的欲望。
即使如此节制，刘长兴小笼包子也难得一吃。半个月后，我们转移到中华门城堡附近的秦淮区国营元宵店吃赤豆元宵与酒酿元宵——前者以豆沙、后者以醪糟为汤料，下一锅比中药丸稍小的袖珍汤元，因白糖需凭票供应，元宵多搁的是糖精，汁液粘稠，甜美无比（看来人的味觉很容易受欺骗的）。再半个月后，能吃上一碗素斋馆里酱油汤表面漂浮几星小葱花的阳春面，也算很爽口、很高贵的事情了。我们更多光顾的是街头私人的馄饨挑子——一头是小煤炉和煮着化石般顽固的骨头汤的钢精锅，另一头的桌面上摊主正飞快地包着馄饨。因市场上猪肉供应困难，肉馅大都以剁碎的老油条再搅烂少许的五花肥膘来代替，即使这样的馅，摊主也极爱惜地以筷子尖蜻蜓点水地沾那么一点，裹在面皮里一捏就算完事了，像邮局里用浆糊粘合信封一样机械地复制。寒冬腊月的夜晚，端一海碗撒了一层红糊糊胡椒面的民间的馄饨，站在屋檐下边吹气边吃，吃得满头热汗，像刚爬了一座山似的。哦，发麻的舌头上的高山。
寒假结束，开学后，南京城各所小学校的门口都有卖零食的摊贩聚集，专门诱惑往返路上或课间休息的小学生的。我的红梅巷小学呵，沿街三三两两的摊贩主要是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捡一块工地上的红砖做凳子，两膝中间放一只俗称“猫叹气”的带顶盖的大竹编篮子，隔成许多空格，分门别类地摆满炒葵瓜子、五香花生米、糖炒栗子、橄榄、蜜饯果脯之类。我至今仍记得，一分钱能买7颗上海的五香桂皮豆。而南京小孩把带酸味的果脯（不管是用杨梅、青杏、芒果丝还是剖开的毛桃片渍制的），一律叫做梅子。一想到吃梅，口齿生津，舌头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跃起来。尤其一种叫巧酸梅的，因外裹盐粒，含在口中先是感到咸涩，5分钟后其酸无比，令人皱眉作痛苦状，随着唾液的分泌和冲淡，回光返照般出现了浓郁的甜味，甚至薄薄一层干瘪的果肉被剥离吞咽，那坚硬的小核含在舌床上依然潜流脉脉、五味俱全。话梅堪称对人的味觉的调戏。既无营养，又不抵饿，只求获得味觉上的放纵。我想起了“望梅止渴”的典故。如果没有味觉上的诱惑，如果人类的舌苔像铁板一样厚实，那是怎样一种可怜的麻木呀！
那时候塑料袋尚是奢侈品，卖零食的地摊上，大多搁一叠拆散的旧书页或裁成小方块的废报纸。买一角钱的话，摊贩会把纸卷成三角形、漏斗状，装人食品后再轻巧地封顶。经常见到梳羊角辫的女生三五成群，人手一纸袋奶油瓜子，边走边嗑，把壳吐向风中。那一瞬间，她们恐怕觉得自己幸福得像个公主。那个清贫的时代的小公主们哟！后来出现了糖纸绘有金鱼吐泡沫图案的泡泡糖，小女生们又迷上了。常见她们一个接一个腮帮鼓得溜圆，吹出小气球般的大白泡泡——我们还没来得及喝彩，又一个接一个啪地破灭了，就像梦一样。一行排着队吹泡泡糖、制造生活假象的女孩子，穿着朴素的衣裳，在操场上接受阳光的检阅。就像梦一样，那一张张美丽又稚嫩的脸出现了，又消失了。她们今天都在哪里呀？
漫长的夏天，梧桐树都热得直吐汗浸浸的舌头。校门口卖冷饮的摊点应运而生。老太太坐在树荫下守着一只刷过白漆、覆盖棉被的大木箱，手持小木板在箱盖上脆生生地敲击着：“冰棒马头牌！马头牌冰棒！”据说这种吆喝如同《红灯记》里“磨剪子嘞锵菜刀”的接头暗号，解放前就流行了。赤豆冰棒和桔汁冰棒，4分钱一根，奶油冰棒则5分钱。我们手持冰棒慢吞吞地吮着，尽量延续它溶化的迅度——闷热的夏天，如果有一根永远含不化的冰棒该多好！那时候喝一回汽水是很贵族的，3毛钱一瓶的桔子汽水，对于怀揣叮当响的硬币的学童来说，无异于今天的人头马洋酒。喝一回汽水，夸张地打着嗝，揉着小肚皮从伙伴们中间穿过，是很值得炫耀的。早期的冰淇淋装在护肤霜盒大小的圆纸筒里，用小木片勺刮着吃，我们轻易不敢问津，而倾向于更平民化的奶油冰砖，简易的纸包装，形同香烟盒大小，1毛钱1块。今天的孩子们恐怕已不识冰棒、冰砖为何物——它已从市面上绝迹，而冰淇淋的花样则翻新为百十种之多。
长干桥头有两位安徽口音的壮年男子，守着一板车紫红的甘蔗和一架生铁锻制的压榨机，榨汁后论杯卖。我们挤进入圈里看热闹，看一段段甘蔗被填进去，又钢水般灿烂地从炉膛里涌出，遍地都是发白的干燥的渣滓。桥的另一头有浙江来的农民炸炒米（外省叫爆米花），把生米（或黄豆、玉米）掺一匙糖精密封进带手轮的圆柱形黑铁罐里，在带手工抽风机的炉火上反复转动、加温，待罐内气压增强到一定程度再撬开铁盖——每逢此时围观的孩子纷纷用双手捂住耳朵，听“轰”地爆炸声，白花花的膨化的炒米倾泻在预备好的大竹筐里。甘蔗压榨机和炸炒米的火罐，是深入我童年记忆的两部机器。我的铁与火的原始记忆。我曾经像印第安人围观美国西部试运行的小火车一样，诧异地关注着它们。
走街串巷的收破烂的货郎很聪明，他们兼卖麦芽糖，糖筐在扁担的另一头挑着。听到手摇的铜铃声，孩子们会从家的各个角落搜罗一些牙膏锡皮、罐头瓶子甚至废铜丝之类，换糖吃。戴草帽的货郎漫不经心瞥一眼我们双手呈上的旧物，用眼神掂量和估价后，也不说话，极吝啬用小锤和铁片从大如锅盖的金黄麦芽糖边缘啪一声敲击窄窄的一条，对我们不满地噘起的小嘴视而不见。他就这样把我们幼小的心给伤害了。
童年的馋，像一条抽丝剥茧的恶作剧的虫，仿佛至今仍萦回在我唇边。童年的零食，曾唤起孩子们巨大热情的零食，却都已遥远了。那种热情也遥远了。小学毕业，父亲出差从北京回来，捎给我一块铅笔盒大小的进口巧克力。剥开耀眼的锡箔（那简直是金属般的轻音乐），我在这陌生的食品上留下牙印，溶化了的巧克力如同电流穿过我的口腔，我快乐得都要晕眩了，在幸福的阳光下眯缝起眼睛。这是一种我从来不曾想象的滋味，在我的世界之外存在着。充满浪漫色彩的巧克力，构成一个孩子的天堂。从麦芽糖到巧克力，一个时代的孩子们赤脚走完了童年贫穷的道路。随着第一块巧克力的出现，我的童年也就结束了。未来的孩子们的童年，是用巧克力铺垫的。